明朝中期后，长城以北，达延汗统一了蒙古诸部，一度称雄欧亚的蒙古民族再度崛起，对明室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长城以南，民穷财尽的陕甘一带，广大农民不堪惨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揭竿而起，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清朝建国之初，统治者鉴史资治，对驻牧于河套地区的达延汗嫡系后裔鄂尔多斯部和反清意识极为强烈的陕甘一带的汉族农民，怵惕忐忑，放心不下，生怕两者联合起来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采取封锁政策，将鄂尔多斯部禁锢在黄河与长城构成的环形圈内；实行民族隔离，强行隔绝伊克昭盟蒙古族牧民与相邻地区汉族百姓的往来接触。

清朝中期，随着统治者戒备心理的逐渐淡漠，其防范措施也慢慢松弛下来，乃至完全解除了对鄂尔多斯的封禁。这时山西、陕西、甘肃一带的汉族农民便越过黄河与长城的界阈，渐渐进入伊克昭盟，靠向蒙古族人民租借多余草场进行耕耘稼墙来糊口谋生。他们与出租土地的蒙旗地户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一种租佃关系，但所交的租金却是十分微薄的。

准格尔旗南境白界地亩，长二百余里，宽四五十里。自康熙年间，招内地民人租种，由准格尔旗收租，收租数额很小，当时每顷地收1两银子，折钱800文。到光绪年间，仍不易其数，岁租之轻，是各地很难找到的。

农村出租土地地租提成的比例一般是二八、三七、四六甚至倒四六。可见，最低的地租也相当于所租土地收获物的20％。可是，准格尔旗白界地的地租每顷不过1两银子，折800文制钱。即使是最瘠薄的土地，1顷之大，其收获物的20％也绝不止这个数字。所以，如此低廉的租金，与其说是租金，还不如说是维系占地地户与佃地农户间关系的一种象征，更为确切。当然，准格尔旗白界地的租银在伊克昭盟来说是最低的，可即使是其他地租比白界地高的地区，其租额与清末贻谷放垦时相比，也还是低了若干倍的。

正因为蒙旗方面自愿出租的仅是多余的草场，汉族农民方面耕耘所得又大部归己，之间虽然存在着租佃关系，彼此还是较为融洽的。而贻谷却急功近利，贪多务得，倚恃强权和暴力，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对蒙旗进行掠夺式的垦伐，既违背了科学规律，又侵犯了蒙旗的利益，加重了汉族农民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蒙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贻谷放垦，首先剥夺了蒙旗的户口地、香火地、马场地。蒙古族人民失去了草场、土地和微量的地租。接着又强迫汉族农民交高昂的押荒银、岁租和渠租等苛捐重赋，汉族农民如牛负重，无法支撑。

准格尔旗代替押荒的经费等级规定分为上、中、中下、下4个等级。规定上地是1顷30两，中地是20两，中下地及下地各征收15两及10两的经费银。零散的荒地及能够用水灌溉的园地，特地丈放给西路公司，经费是每亩1两，即1顷是100两。由此可以看出，同样一块土地，向垦务局交租比原先给蒙旗交租至少要高10倍，有的还高达20～30倍，甚至100倍。至于在领地之前交的押荒银，数量就更令人吃惊了。杭锦旗杭盖地，上等地每亩8钱，每顷就是80两银子；中等地每亩7钱，每顷就是70两银子；下等地每亩6钱，每顷就是60两银子。这么多的银子，大多数贫苦的农户如何交得起。可贻谷的垦务局规定，原来耕种的农户如在规定期限内交不出押荒银，土地即转放给其他农户，广大农民因此便失去了赖以温饱的土地。这还不说，即便交了押荒银，年年都要交的岁租和渠租，也是两项异常沉重的负担。杭锦旗杭盖地的岁租，上等地每亩是2分2厘，中等地每亩是1分8厘，下等地每亩是1分4厘。岁租之外，不论地属几等，每亩还要交4分5厘的渠租。

贻谷放垦给蒙汉人民带来了剥床及肤的痛苦，而清朝皇帝、垦务局各级官员以及迎合贻谷的个别上层人物，却从中大获其悦来之利。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蒙汉人民同清王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激起了蒙汉人民一致的强烈反对。虽然贻谷仗恃垦务大臣、理藩院尚书、绥远城将军的大权，对抗垦运动进行了残暴的镇压，但蒙汉人民团结抗垦的意志始终是不可动摇的。

贻谷在杭锦旗放垦杭盖地时，黄河后套一带，社会治安极度混乱，丈放工作无法进行。官方谓之曰：“土匪啸聚滋事。”包头垦务局总办姚学镜嗅觉甚为灵敏，他给贻谷报告说：“原为阻挠垦务，曾经约会杭锦旗贝子一同阻闹。”可见，这伙官方认为的“土匪”，并非打家劫舍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匪徒，而是汉族农民和土地商人组成的保卫土地的地下武装。他们知道以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扎萨克贝子阿拉宾巴雅尔为代表的蒙旗方面打心眼里反对放垦，况且蒙旗方面不仅有军队还有广大的旗民做后盾，蒙汉两股抗垦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贻谷，力量自然就大得多了。

杭锦旗北部后套的农民抗垦，社会根源是由于贻谷实行了强行放垦蒙地的政策，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强迫推行土地关系方面的形态转变，就势必夺去蒙旗在土地上具有的独立的领有权。对于一般的旗民，也必然剥夺了其固有的放牧权，对于很早就在此地耕种并占有大量土地的地商和其他农民，也必然受到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和管辖。征收地价、岁租和渠租，渠道也要国有化。因此，对于官办开垦，不仅仅是蒙旗不满意，就是原有的地商、农民也组织起了抗垦队伍。伊克昭盟到处出现了农民的抗垦活动。

杭锦旗北部后套农民抗垦的首领叫刘天佑，此人原是后套地商陈四的护卫。因陈四被另一地商王同春杀害，刘天佑便带领自己的“把兄弟”，组织起一伙农民武装为陈四报仇。王同春是后套有名的大地商，又是修渠的水利专家。贻谷放垦以来，他被垦务局扶植的西路公司看中，从垦务局手里买了大量的土地，由一个非法的地商成了合法的地主。因此，刘天佑及其武装力量就把王同春和他的后台垦务局当作了主要打击对象。他们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正月起事，不到一个月工夫，就由数十人扩大成好几百人。除报复王同春外，还扫荡了天吉太等几个垦务分局及修渠工地。后来撤兵杭盖地，约会阿拉宾巴雅尔一起抗垦。

贻谷收到刘天佑抗垦的军事情报后，以绥远城将军的名义，调遣驻防山西口外的巡防队、归化城的巡警营、绥远城的满洲兵进驻后套。大同镇总兵孔庆瑭也奉命率部前来“围剿”，包头垦务局总办姚学镜也参与战事指挥。刘天佑率领抗垦武装与官兵奋战了五个多月，最后被包围在三盛公教堂以南的大滩，被迫投降。他和他的部下，有的被杀于大畲太，有的被杀于包头。

汉族农民抗垦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居住在杭锦旗的中、东巴噶地的蒙古族牧民的抗垦斗争仍在继续。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8月，垦务局在巴噶地征收短租，正在装运向地户收来的禾捆时，有几十名蒙古人突然挡住粮车的去路，纷纷上车把禾捆都卸了下来。他们说：“在户口地里收的租子应该属于蒙古人。其伴种之地，收割禾稼，应按股划分。”

巴噶地的这次抗垦运动是由都格尔扎布和莫力更梅林领导的。纠纷发生后，垦务局人员同蒙旗方面进行了谈判。可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敌对情绪反而越来越严重。陈驼羔家集合了二三十人，马格尔台吉家也集合了百余人，一致要求收回户口地，声称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袭击垦务局。后来，垦务局派胡太才率领官兵进行弹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抗垦运动打击的矛头，除了直接指向官方垦务当局之外，还指向了那些出卖民族利益、一心投靠贻谷的蒙旗帮办。棍布梅林是杭锦旗唯一支持贻谷放垦的蒙古人。贻谷对他恩宠备至，不仅赏了6000两银子，还在所有蒙古人的户口地一律放垦的情况下，破格为他保留了原有的户口地。为了给棍布张目，还对杭锦旗的仕官大张挞伐，撤了棍布的政敌鄂哲依布林、纳逊卓克、都格尔扎布、察汗布罗特等人的职务。

贻谷对棍布越是支持，蒙旗对棍布就越加深恶痛绝。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7月，扎兰察汗布罗特、台吉散吉、管旗章京恩克纳逊和吉力格尔、仆力查干等5人，率领300余蒙古牧民将棍布和他的孙子抓走，监禁在盐湖以东一个机密的地方。他们对棍布进行了严词审讯，还准备袭击其家眷，抄没其财产。还扬言棍布现捐台吉，将来必做贝子，袭爵以后，本旗未放之地以及盐湖、碱湖、甘草等一切利权，必定一一出卖，蒙众无可生养。

棍布的家属向贻谷报警求救，贻谷立即派口外巡防部队进行武力弹压，下令逮捕察汗布罗特等首要人物。察汗布罗特被迫将棍布的孙子先行放出，继续扣押棍布作为人质，让其说服官兵不发动武装进攻作为保全其性命的交换条件。

在监禁棍布之前，还发生了色登失踪事件。色登是棍布的随从，放垦巴噶地时，他充当棍布的翻译。贻谷爱屋及乌，给棍布保留户口地的同时，给色登也留了户口地。牧民们因此视色登为棍布的帮凶，对其恨之入骨，一直想设法把他除掉。后来，色登突然失踪，据其家属控告，是被察汗布罗特手下的人诱出暗杀的。

贻谷对察汉布罗特等人发动抗垦活动恼火万分，下令严密查拿。说“上年色登不知下落，其家属即控系该奸蒙甲浪（扎兰）察汗布罗特等所诱害。本大臣春间赴套，访查属实，曾经面饬该管带，严密查拿，勿或宣泄漏网，乃该奸蒙诱害色登，尚未缉获到案，现又胆敢聚众捆辱棍布，殊堪痛恨。”

同年9月1日开始，六七百牧民利用章嘉庙跳鬼之机，以纳素庙为中心串联聚会，反对开垦，反对姚学镜对杭锦旗盐池实行官卖。他们扬言要到黄河以西找棍布算帐，和垦务局评理。24日，他们派出代表到垦务局请愿。垦务局这样记载道：

“兹于二十四日，管官得尔吉、加浪们肯、梅令（梅林）十余人到局称，二十二日，蒙民在章嘉庙前，聚集六七百人，意期来局抗论。所起见者，为户口地不纳水租，膳召地不足数，所重尤在马场坟地，钦宪曾许给河沿宽十里留作牧场，今所留者，尚不足五里，坟地亦归乌有，蒙民之生计无所依赖。如垦务局能令户口地不纳水租，马场膳召地均能足数，坟茔有地，蒙民衣食有出，即安居无事矣。不然，六七百人即到局理论……”

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垦务局作出让步，对原垦务章程进行了下述方面的一些修改。按牧场划留的土地仍须由蒙民自己耕种，不得向他人转租。如用官渠水灌溉，仍须交纳渠租。但蒙旗方面可在天吉太纳木、吴祥地、纳素朝另外修筑专渠，用这些渠浇地，则免交水租；用黄河溢洪灌地，亦可免交水租。过去，黄河沿岸牧场采伐红柳都是春闭秋开，采伐者必须向蒙旗牧场所有者交纳税金。巴噶地开放以后，上述规定遭到破坏。新垦务章程重申了上述规定，恢复了蒙旗管理牧场、收取税金的权利。常兴堂的大塘子、土默地的西沙原来都有蒙民的祖坟。报垦巴噶地时，蒙旗方面提出了免于开垦这些土地的合理要求，却遭到贻谷及其垦务局的拒绝。这次垦务章程按照蒙旗方面的意愿，重新作出了禁止开垦坟地的规定。此外，还允许蒙旗设置一定名额的兵丁，维持社会治安。章程的修改不过是垦务当局在枝节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但也暴露了他们对抗垦运动的畏惧。这是蒙汉人民团结斗争的胜利。

此后，贻谷三令五申追捕缉拿的察汗布罗特又率领几十名蒙古族人众，在达拉特旗的班禅庙站住了脚，准备袭击垦务局，杀死垦务官员。不久，四喇嘛和昆都白音什拉也率众前来会合，推举察汗布罗特为领袖。他们树旗明志，焚香盟誓，决心抗垦到底。并派人与达拉特旗方面联络，积极壮大抗垦力量。察汉布罗特领导的抗垦运动大有波及整个后套之势。贻谷惊恐异常，一方面调集口外巡防队进行弹压，一方面表示让步，在巴噶地丈放了4000顷土地后就赶忙收尾，宣布其余的土地留给蒙旗作牧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