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4-02-15 14:20:59    来源：地方志研究微信公众号

文化抗战：抗战时期贵州方志编纂史略

刘子星

提要：贵州作为抗战后方，地方志编纂成为文化抗战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贵州方志编修达27种。方志编修中所体现的抗战文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大力颂扬忠烈事迹，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二是民族志书写彰显家国情怀，镌刻着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御外敌的历史记忆；三是抒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编纂方志不仅成为保留地方文化、激发全国人民协同抗战的重要方式，还为崇尚民族英雄、弘扬民族精神提供情感表达平台。

关键词：抗战时期 贵州 方志编纂 文化抗战

引 言

方志是中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国家语境下的地方表达，也是对区域文化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写。唐代杰出史学家刘知几称方志为“郡书”，将之纳入历史书的范畴，“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魏徵称之为“郡国之书”，“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可见方志所载之广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在方志长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各地所编纂的方志体现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从刚开始的地记，中经隋唐图经，直至定型的方志，无不具有时代精神。在贵州历代方志编纂中，数量之最为清代，其次为民国。民国时期的贵州地方志修纂活动，承接清代发展的盛况的余绪，仍不断以“因”与“革”的方式，继续向前开拓自己的空间，促成由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转变，又形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形态，实现方志的编纂、体例、文风、文体的重大转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编纂的方志中，它不仅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而且具有深刻的民族自觉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公然侵略我国的东北部，发动侵华战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方志所凸显的强烈乡土知识需求已超越单纯的文本书写，使之成为民族齐心协力，共御外敌的精神写照。因此，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抗战时期所编纂的方志体现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抗战精神是在艰难竭蹶的14年抗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凝集着当时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当前学界对贵州方志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利用方志编目内容研究作物史；二是考察某地或某一时期方志编纂特点；三是通过方志研究贵州民族史。但缺乏对抗战时期所修纂的地方志的相关内容及特点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拟从抗战时期贵州所编纂的方志出发，开展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特点及意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时代风貌，而且对于丰富抗战精神谱系，更加深度地理解抗战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希望求教于学界各方家。

一 抗战期间贵州的方志编撰机构设置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编修地方志既是沿袭明清修志传统，更是执政者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的重要形式，于是各地纷纷恢复或筹建修志机构。1914年浙江省通志局率先成立，开启了民国省志修撰的历史，这一修志浪潮一直延续至1927年，其间贵州、山东、河南、福建、四川等省设立了通志局，全国方志编纂机构基本形成分布的格局。同时，在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中明确提出的22条修志条例，严格制定编纂方志基本要求。它奠定民国政府时期编纂方志工作的基础，是极具重要的参考性文件。其中规定“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志书文字，但求畅达，无取艰深”，“编制分省分县市舆图时，对于国界、省界、县市界、变更沿革，均应该加注意，清晰画分，并加附说明，以正疆界而资稽考”等诸方面要求。《修志条例概要》的颁布，直接推动各省通志馆的成立，掀起全国各地方志编纂新浪潮。贵州早在民国8年便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开展纂修省志及各县市的方志，由于“旋以军兴，局久辍，至民国20年继续开局，到民国25年7月竣事，续修通志局旋告结束”。通志局颁发《采访条例》：“通饬各县修理志乘，凡已修者，当应续修，未修者，当应新修。”之后又不断通令，或填报志书调查表，或检查县志送省志局，各地奉行功令，无不采访编纂，上呈报命。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纂修了171卷的《贵州通志》，并在此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献征辑工作。以续修民国《贵州通志》为主要的纂修活动，并带动全省各地县志的修撰。文化事业与政治稳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修志事业。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不安，国内战争持续不断，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媚外卖国的退让政策，下令东北军“为了免事态扩大，绝不抵抗”。与此同时，贵州也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浪潮。9月19日，贵州学生以校为单位，由学生自治会组织上街游行示威。同月，兴义各中、小学师生举行救亡图存游行，并抵制和查禁日货。毕节师生纷纷走上街头作抗日宣传，遵义学生及工人、商人举行“双十”示威游行，并开展抵制、烧毁日货运动。贵阳几所中学于1931年冬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团”，在其主办的《救国旬刊》发刊词中提出了“打倒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之下，由续修贵州通志局改组而成的贵州文献征辑馆于1938年8月1日在贵阳成立，“由省政府秘书处刊送图记一颗，文曰：‘贵州省文献征辑馆图记’，即日启用，使其成为‘本省文献有系统之恒久机关’。其组织大纲，屡经修正，提交贵州省政府委员会议决通过”。贵州文献征辑馆的设立应对的是特殊时期下文化建设工作，因此相关条例和组织大纲也应时所需。修正的《贵州文献征辑馆组织大纲》第一条中便指明“贵州省政府设置文献征辑馆，专任本省文献之征采编审及刊印丛书事项”，“馆长一人，综理全馆事物。副馆长兼专任编审一人，佐理全馆事务，并兼任各部门之编纂审核。馆长不在馆时，应代行其职务。专任编审三人，主任各部门之编纂审核。编审兼采访十人，分任各部门之编纂审核及采访。名誉采访无定额。校勘二人，分任校勘及采访。以上各员由省政府聘任。文牍员一人，管理图书及办公牍；事务员一人，办理会计庶务事项。以上各员由政府委任”。省政府聘任任可澄为贵州文献征辑馆馆长。任可澄为清末民国时期知名人士，历任贵州黔东观察使、教育总长、贵州省长、云贵监察使，致力于乡邦文献，以编修民国《贵州通志》，编印《黔南丛书》最为盛名。因而聘请任可澄为馆长，既是乡邦文献的需要，也寄托着国家民族精神。贵州文献征辑馆第一次常会通过6条组织条例，在8月5日馆内第二次常会中，才对办事细则有详细规定，通过24条办事细则。分别对馆内的办公时间、请假纪律、收发文件、印章管理、档案调用、财务支出、出版印刷、借用图书等多个方面进行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在馆务撮要陈述内容中，明确地提出看《筹办四征》，即筹办贵州文征、献征、诗词征、书画征，并提出“于四征编成后，再编辑军事本末，至于其他乡贤著述，随时提议辑录”。在此工作规划之下，贵州文献征辑馆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为保留贵州各地文献做了较大的贡献。 从1931年到1945年期间，贵州方志的纂修工作依靠的是贵州通志局和贵州文献征辑馆。在省一级修志机构指导下，全省迎来又一波修志高潮。据《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抗战期间，贵州省有《德江县志》《息烽县志》《晴隆县志》《剑河县志》等20多种县志纂成出版。贵州通志局的设立，虽出于地方精英学者的心理自觉，但也与中央政府权力系统要求有关，为制度化建制机构之一，向社会表达出“尚文”的信息，内含强化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潜在意图，而由通志局改组成立文献征辑馆不仅承担着文化机关职责，也是地方文化和精神的象征。在中华民族面对外敌侵略时，地方志修撰成为凝聚抗战的精神力量。正如任可澄在馆刊《贵州文献季刊》发刊词中指出：“文献者，一国家民族精神之所共寄者，有之则虽亡则存，无之则虽存而如毁也。”

二 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方志编纂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各界斗志昂扬，纷纷发出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呐喊。民国通志馆大规模的创办以及各省市通志兴修的局面，因时局的动荡、日军侵略而被打破，严重阻碍了民国时期方志纂修的工作。因而各地所修的方志也带有“乱世修志”的沉重烙印。在方志编纂传统中，各地所修方志的内容也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增删，一种来自文化界的抗战口号孕育而生，“中国是中国，应该有它自己特殊的文化，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路线来创造适合其自身需要的学术，才能争取精神的独立自主，引导民族的革命行动，以求得民族的复兴”，在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所有的爱国学者都在思考学术（包括方志）如何为抗战服务的问题，有的主张阐发历史上中华民族反侵略的传统；有的认为应当表彰当代抗日英雄，设立“抗战”专篇。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之下，文化界人士自觉担负起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教授黎锦熙提出：“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贵州地处西南，作为抗战期间的大后方，文化抗战多以编纂志书的形式呈现。在十四年抗战期间，贵州编纂志书、志稿、乡土教材、社会调查报告约有27种。其纂修时间分为两类，一类是始于抗战前昔，纂成于抗战期间，这类方志多因军阀内战，日军入侵，时局动荡，时辍时作，历经数年才得完成。另一类是始于抗战期间，纂成于抗战期间，这类方志大多能集中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精神面貌。此外，各县修志基本上都是由官方纂修，而如乡土教材、社会调查报告等多以地方人士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在这一时期迁往贵州，他们以新的知识机构和更加科学现代的技术化手段，创修了新的志书编纂模式，如《遵义新志》便是新旧知识的重新组合。抗战期间贵州各地编修方志所需时间跨度差异较大，多者长达20余年，少者仅一两年便成书。如民国《修文县志》历经26年才成书，其过程之坎坷在卷前诸序中便可得知，民国9年（1920）县人陈镜秋、朱德新、王瑞麟等人倡议创修，由镜秋总其事，聘孙仲翔为总纂，草创未就，仲翔远出，事遂中辍。“十四年春，镜秋先生由外宦归见志事停顿，为悼久之，复与地方官绅开会商讨，议筹专款始聘陈衡山先生主纂，顾从、陈镜波、罗超瀛为分纂，续修贵州通志诸名儒为名誉分纂，伯英先生、廖叔文先生为专任采访，地方各乡镇绅士、教师等为名誉采访”，并“拟定创修修文县志草例及修文县志采访条例等”，但因黔省政局动荡，陈矩逝世，镜波远游，又告停顿。“镜秋恐功亏一篑，乃请顾从先生续纂，并以其贵阳家居为办公处，不期从病瘳，书籍志稿，大半放失，嗣后又弃纂职，受聘息烽”，延至民国29年秋，仅有“《人物》一志较为完整，《献征》采取亦略，《风土志》之方言、方物则注重于考据，此外两本访册所本互异，趋向各殊，完全未经纂辑”。民国34年，又由朱德新等人再事纂辑，变更体例，补缀事实，增添志目，并于民国35年告竣。从中不难发现，《修文县志》纂修过程之曲折，人员变动之频繁，夹杂着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地方人员变动影响纂修志书，二是时局的动荡造成修志过程断断续续。在抗战期间贵州所纂修的县志中，民国《剑河县志》仅用5个月的时间成书，“自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始事，次年元月缮写完毕，为时五月，陆续付印”，其历时之短，速度之快引人格外关注。其《序》言：“赖馆中同仁黾励将事，地方士绅热情赞助得以完成。惟时间匆促，采访难周，才财两缺，诸多疏陋，深以为憾。”该志纂修成书速度之快，显然并非官方一家之力，地方绅士也为修志提供人财的支持。结合这一时期的背景，我们不难得知，《剑河县志》成书迅速是为时局受迫，1944年秋日军北犯贵州，并占领黔南重镇独山，至12月独山、荔波、八寨3县相继失陷。日军的入侵，无疑对黔南、黔东南诸地造成震荡，志书的纂修也因此而深受影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社会调查报告、乡土教材，如《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石阡县乡土教材》《榕江县乡土教材》《册亨县乡土志略》等。调查报告这类题材是在近代以来才出现的，一般由地方官绅在一地采访后汇编成册，但《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却是由大学教研学者而写。1939年，大夏大学及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附设的乡政学院因战事迁黔，国民党教育部为编辑各地乡土教材，特拟定编目草案，委派吴泽霖、王成祖在贵州择一县实验编辑，之所以选择定番县，原因为“定番县位居贵州省中枢，在今抗战期间，贵州既已成为抗战后方的区域，于是定番与国防关系，顿见密切，县政府施政，秉承省政府意志，亦以充实国防为目标，兹将进行事业”。这类乡土调查报告的出现，不仅可以“适应抗战建国，发愤为雄之需要”，而且利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地方的人员结构、民族分布等。科学客观的调查报告是执政当局正确认识地方的参考依据，而蕴涵着浓厚地方情感的乡土教材成为了重要的教育资源。正如杨大恩在《石阡县乡土教材辑要》序言中所说：“矧值抗建时期，为持久抗战计，在教育方面，宜注重乡土历史、地理、人物志及民众先烈事迹，以期提高民族意识，增强抗争力量，则乡土教材又有积极提倡之必要。”另如《榕江县乡土教材》中也大力赞誉抗战阵亡烈士刘永瑞“誓以热血头颅，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之下，“时代可变，忠义历万古而不可变者也。惟忠义足以兴人家国事，忠义固为家国捍卫之良图，忠义又为个人誉闻之大本，此忠义之所以可贵也”。通过地方先烈事迹，教导学生“爱国必须首爱乡，爱乡爱国本根强。学生一致遍中土，管教日军尽灭亡”。相较于昔日，抗战时期贵州所纂修方志数量增多，类型也更加的丰富。就全省各县所修县志而言，大都修成于抗战时期，而抗战建国作为时代背景自然也在方志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一方面，通过纂修方志保护地方文献，让民族精神有依可存；另外一方面，纂修方志体现文化抗战的坚定决心，实现了方志为时局服务的目标。因而文化抗战作为各级政府纂修方志的动力，将方志从单纯的“地记”转变为富有强烈爱国爱乡情感的宣言书。地方志作为一种文本，与抗战建国的社会情境结构相互呼应，相互滋长，不断地强化“地方为国家整体之部分”“民族生死存亡系人人之责”此一社会本相，进而演变为修志为抗战服务、修志为建国服务的时代命题，“当中日战争之际，政务繁剧之时，毅然以重编纂县志稿为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纂修志书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三 抗战时期贵州方志所蕴含的时代精神

随着时代的发展，至民国时期，按照近代社会的精神面貌，规定修志中应当增加的许多新内容和采取的许多新手段和新方法。如制成统计比较表编入，气候情况的变差统计等，这类科学性内容的出现，为编修地方志提供了可靠多样的数据，如民国《遵义新志》序言载：“本所依学科性质分为四组，曰史学组、地形组、气象组、人文地理学组。各组导师及研究生致力于遵义之实地考察，举凡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诸项，均作详尽之研究，记录颇丰。”方志门类中也增设了地质、气象、实业、党务等新类别，如民国《镇宁县志》中设有《庶政志》，“系述民国以来镇宁县庶政大要，不限于政府直辖机构，如党务、司法、邮政等项皆属之”，其下包括党务、司法、民政、卫生、选举、考试、电信、邮务、厘税等。除了以上这些体现社会变迁的内容之外，编修于抗战时期的地方志浓还缩着时代的特征，饱含着编纂者深厚的家国情感，大体而言，可以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大力赞颂地方忠烈事迹，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1940年贵州文献征辑馆在《准省政府函送忠义采访及征访表式填表须知已饬各员注意采访》指出：“案奉行政院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吕字第一零八五零号训令开，查编忠义事迹，事关重要，本会迭遵钧令，转饬各队随时认真采访，本年工作计划并将采访忠义事迹，定为各队中心工作之一，严饬遵办各在卷，惟截止现在，各队遵照采访报会。”随后颁行《忠义事迹采访办法》，称“自七七抗战始，各地公务员、工民众团体或个人之拒敌抗战事迹，合于左列情事之一者，均在采访之列”，按照此要求在各地征辑文献。在各地所修方志中皆可看到采访忠义事迹的相关内容。如民国《兴义县志》载：“昭忠祠，祀先后死难烈士刘时之、张开基等数十人，今改忠烈祠兼祀抗日死难诸烈士。”由祭祀地方先烈到纪念抗日死难烈士，祠堂从地方性上升到国家性，其彰显对地方抗日英雄无限的尊崇。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决抵抗，沉重打击日军嚣张气焰和战略企图，民国《三合县志略》附有《三合县出征抗日阵亡官兵调查表》，并言：“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抗战于上海，摧破敌胆，而我军死伤亦众。逾年各地开会追悼，三合县公推张树屏氏赋诗纪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适令全国设置兵役机构，分层负责，实施国民兵训练，以应战时之需。民国《玉屏县概况》便设有《玉屏县民国二十七年起至民国三十六年底止出征军人统计表》，其谓“本县人民激于爱国之热忱，踊跃应征之情形也”。此外，民国《沿河县志》详细陈列沿河籍抗战阵亡烈士资料信息：“萧维思，东岸人，第八十五师二百五十三团营上尉连长，于山西中条山抗战阵亡；张嘉谟，官舟人，第九十师五百三十九团二营上尉连长，于江西扁担山抗战阵亡；张治洲，西岸人，第七十七师四百六十二团三营九连少尉排长，于湖南抗战阵亡。按，自七七事变发动全民抗战，迄今六年于兹矣。吾沿出征已达四千三百五十名以上。”全省各县对抗战阵亡烈士的大力赞颂，表达了修志与抗战建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弘扬了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二是民族志书写彰显国家情怀，镌刻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御外敌的历史记忆。贵州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生活聚居的重要区域。其中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仡佬族18个民族乃世居贵州的民族。至抗战军兴之际，随着政治、军事、文化重心向西南转移，对各民族生活、习俗情况有了全面的认识，“诸苗夷均人民也，均中华民国各大民族之枝分派别之一。生性何异，天乘不殊，圆顶方趾，肤黄志坚，食稻衣布，其攸同宜，无是乎外之区，区之则又非其无所取善”，因而广大知识分子深刻地明白生活于各地的少数民族也是抗战建国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至今日大中华民族争生存之民族抗战中，苗夷族也应和其他各族一般地位，当无轩轾之分，与全国各民族，同调同步，共策共励，齐站在一条阵线上抗敌御辱”。在此基础上，贵州省政府还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提出“确保自由权利，发扬平等精神，巩固统一组织，发挥团结力量，造成尚同风气，促进共同进化”六大纲领，并撰写《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等民族学调查报告，为了解少数民族生活情况提供重要参考。1944年，日寇入侵黔南，军民被杀害，妇女被凌辱，在独山、荔波等地涌现大量的少数民族抗日的英勇事迹，如布依族抗战英雄莫凤楼率领自卫队青年在公路、铁路沿线开展对日军阻击和袭击活动，又有三都县水族抗战英雄潘老组织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军来犯。因此，“凡中华民国之国民，无论其为汉、满、蒙、回、藏、苗，均为中华民族，一律平等。盖精诚团结，国家才能走上富强康乐之途”。在抗战建国之中，各民族皆是中坚力量，“苗汉同兹为中华民国国内之民族，亦既一律平等矣”，需要民族团结协作，共御外敌。这一时期所纂修的方志内容中，将各民族统一归纳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赞颂各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抗战精神。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整体观在方志纂修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抗战建国成为了各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并不断地传递共同的民族情感。三是凸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近代以来，全国各民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辉煌篇章。以修志实现文化抗战，书写了爱国主义的生动事迹。民国《桐梓县志》序言：“庶知吾邑文物声名于斯，为盛以长，养其恭敬桑梓之德而启发其怀乡爱国之忱。”修志以激发怀乡爱国之情，表达了家国实为一体。在民族危机存亡之际，地方纷纷资助抗战，“剑河虽为山重水复之区，壤地硗僻，自抗战军兴，全国之民竭其人力财力物力以贡献国家，不遗余力，即如储蓄及公债等项。本县在艰苦认销之下，数复不少，兹将各公债名额略记于后。救国公债，民国廿六年中央抗敌后援会发起，各省响应，本县配额为一万元。同盟胜利公债，民国卅一年发起，本县配额为四千元，卅二年配额为一十二万元。同盟美金公债，民国卅一年发起，本县配额为二千元。军粮，我国自抗战军兴，中央为准备前方军糈，争取中华民族永远生存起见。爰向各省县市采购皆名军粮，自廿九年起本县配额为八千市石，卅年为一万三千二百市石，由各县政府采购”。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之中，剑河县竭尽全县之力，援助前线作战部队各类物资。从全省各地出征抗战的士兵，到各民族参与到抗日建国的过程，再到各县为抗战捐助物资，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时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而纂修方志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镌刻于史籍，时时刻刻提醒后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抗战时期方志编纂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文化抗战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让身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各民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建国的行列之中。而方志作为一地之地情书，也被赋予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并在纂修过程中将地方情感融汇于国家情感之中，成为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写照。

结 语

以贵州通志局创设为起点，贵州开辟了民国时期贵州纂修方志的第一波浪潮，但由于时局动荡、人员变动等诸多因素，许多地方方志纂修工作断断续续，有一些甚至中道而止。至1938年贵州通志局改组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全省各地再一次开启了纂修志书的局面。由于正处在抗日战争之中，各地在纂修方志中缺乏人、财的支持，纂修工作举步维艰。但文化事业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联，各地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完成志书编修工作，并在纂修志书中传递着家国情怀，民族精神，鼓舞人们的反侵略斗志。“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中国抗战的胜利，在这14年期间中国人民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在这段悲壮的历史背后所展现的，却是一段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民困苦的“乱世”。贵州省 “乱世修志”成为文化抗战的代表。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编纂地方志不仅成为保留地方文化，激发全国人民协同抗战的重要方式，而且它还为崇尚民族英雄，弘扬民族气概提供了情感表达的平台。任何时代的方志编纂都体现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正如王明珂所说：“情境产生于文本，而文本也产生于情境之中。”编纂于抗战时期的贵州各类地方志，成为人们表达抗战历史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