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8-06-20 10:57:51    来源：《准格尔旗志》

清初，国家出现大一统的局面，久经战乱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清朝政府有鉴于明王朝与鄂尔多斯部在边墙外无休止争端，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把长城以北，鄂尔多斯部的西南边沿划出宽25公里，长500公里的地段作为“禁留地”，直属皇室（人称皇界地）。规定汉人不得入此境垦殖，蒙民不得入此境游牧，以示蒙汉隔绝，将这一地带做为蒙汉界限。

清康熙三十五年（1669年），康熙皇帝西巡西安，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官员军卒反映：“沿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计维艰”，希望能允许出边垦殖。鄂尔多斯各旗贝勒向皇帝奏请“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俾益”。同年，理藩院奉旨传达上谕：“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陕西、山西官员奉旨后，开始组织移民出边垦殖事宜。从此禁留地禁令开放。清康熙三十六年（1670年），汉民纷纷涌入旗境，沿长城外逐渐向准格尔旗地开垦。

由于新开垦土地肥活高产，汉民多是“春出空空，秋归满载”，引起晋、陕更多的汉民“仰慕垂涎”，入境垦殖的人愈来愈多。被垦殖的牧地不断扩大。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鄂尔多斯各旗，都叫喊牧场逐步狭窄，要求在“禁留地”内勘界一次，对汉民蚕食渐进，深入腹地，加以限制。并要求清政府制定统一的租税定例，以免发生争执。清政府派侍郎拉都浑赴垦殖区进行勘界，并确立了租税定例。以边墙算起点带沙的土地宽15公里，无沙的土地宽10公里，立牌定界，允许汉民在租界地内租种。因边外土地无实际亩数，决定以租地户每年每1犋牛所耕之地计算（约耕200亩），准许蒙古征收粟1石，草4束，折银5钱6分。

清乾隆元年（1736年），理藩院尚书斑弟，川陕总督庆复，不断接到鄂尔多斯各旗扎萨克的报告，“各地民人（即汉人）越出牌界外耕种，造成牧场狭窄”等等。经转呈皇帝，即奉旨去榆林会同各有关县和鄂尔多斯各部议定边墙以北“禁留地”的永远章程。为照顾既成事实，维持现状，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确定的界址外，各拓地10～15公里不等，允许汉民照旧给租耕种。约计新的界址距边墙仍超不出25～30公里，蒙汉地界即以此案为定。规定新拓地每犋牛所耕之地，在康熙五十八年所定租例的基础上加收粟5斗，银5钱。在新界址外，又划出5～8公里的一段地带为“禁闭地”，蒙民不得入禁闭地内放牧，汉民不准在禁闭地内垦殖，以减少蒙汉纠纷。在新地界边或立石碑、木牌，或垒石子敖包，以示界地走向和界线。禁闭地因长时间不牧不耕，草腐叶败呈黑色，俗称“黑养地”。牌界内垦殖的汉民，只能春出秋归，不准建屋定居，户籍仍在原籍。

准格尔旗旗境长川以东至黄河畔的牌界地多为山西移民垦殖；以西至伊金霍洛旗的牌界地多为陕西人垦殖。牌界内行政管理，分别由租地民户选出“牌甲”（也称甲头）、“通事”等负责汉民春出冬归与耕种交租事宜。其政令、词讼由山西省河曲县和陕西省府谷县代管，蒙古衙门只催交租银，不管汉民内部事务。清朝政府在神木县设置理事司员府和理事同知府，号称神木二府（均理藩院派出），以调解审理蒙汉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