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鲁克”制

1.旧“苏鲁克”

“苏鲁克”系蒙语，意为畜群。清朝民国时期，贫苦牧民为维持生计，揽放召庙、王公、贵族及富裕牧民的畜群。揽放“苏鲁克”，须带一定礼品（烟、酒、糖、茶）登门请求雇主，无力备礼者则被雇机会很少。揽到畜群，或在雇主住地放，或在牧工住地放，或由雇主指定地点。

放大畜“苏鲁克”的牧工，多食宿于雇主家中，每年能得到1头3岁口大畜，并配有冬夏衣服，个别的还能分得少量粮食、肉食等。

放小畜“苏鲁克”的牧工，多不和雇主家一起食宿，报酬以绒毛为主，另外产双羔可得1只，羔羊产的羊羔也归牧工。雇主每年定期到畜群给所产仔畜打印记一次，打印记后所产仔畜也归牧工。打印记时忌讳所有仔畜尽数打完，总要留3、5只羸羔归牧工，俗称留“圈底子”。雇主对牧工没有具体生产指标要求，死亡的牲畜须交回皮子，并附印记（耳记）。丢失的牲畜须赔偿。雇主视年景好坏，向牧工索要数量不等的奶食品。少数富户拥有数十群“苏鲁克”。召庙的苏鲁克也较多，如沙日召的苏鲁克遍布全旗，外旗也有。放牧者除当地的牧民外，还有农区的逃丁者。此外亲友间也放“苏鲁克”，属互助关系。

农民向牧区养畜大户租用耕畜，租金以粮食相抵，一般租一犋牛，付糜子2—3石（300—450公斤），牲畜死亡，按价赔偿，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合作化时止。这一时期，生产发展缓慢。1936年，全旗有马3万匹，牛3万头，驼1万峰，羊20万只。1949年，全旗牲畜32.2万头（只），其中大畜5.5万头，羊26.5万只。生猪6000口。

2.新“苏鲁克”

新中国成立后，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允许继续放“苏鲁克”，但对“苏鲁克”制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改造，提高牧工的待遇，增加报酬，增大牧工所得利益。如一区一行政村（浩绕柴达木苏木柴登嘎查）牧民任庆，1946年有马800多匹，羊1000余只。1949年，怕分怕斗，大量出卖牲畜，解雇牧工，放松对畜群的管理，造成牲畜大量死亡。1950年马减至300多匹。后经宣传贯彻政策，1952年，任庆又雇牧工2名，工资报酬提高为每年70万元（旧币），配冬夏衣服各1套，并由牧工任选1匹好马，还给些其他物资奖励。1953年，任庆的马增至500匹，牛、羊也有增加，做到牧工、牧主两利。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1953年，全旗牲畜总数达到57.62万头（只），较1949年增加78.9%，人均牲畜达11.7头（只）。1957年，全旗牲畜总数68.44万头（只），较1949年增加112.5％。人均牲畜9.9头（只）。生猪2万口。牧业产值比重，由1949年的54.25％，1957年上升到77.47％，达到全旗牧业产值比重的最高峰。

二  合作化

1954年，开始酝酿牧业合作化，当时政策精神是：“稳妥进行，要求每个旗办好1—2个互助组，逐步发展为初级合作化。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剥削制度，改变所有制形式，要求到1962年入社牧户达到60—80％”由于形势发展，未完成互助合作。1957年，通过实行“母畜入社，评分入股，按股分红”的政策措施，实现了牧业合作化。

旗内四大牧户和部分召庙的牲畜，实行赎买政策，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牧场—敖楞补拉格公私合营牧场。

合作化初期，一些牧民缺乏思想准备，入社前一度出现对牲畜大量宰杀，低价出售现象。但买主甚少。1957年，物资交流会上，1头驴仅换1条“恒大”牌香烟，1匹马平均不值100元，最好的马也不上200元。2—3元可买1只羊，20—30元可买1头牛。1958年较1957年，全旗牲畜总数下降10万头（只），其中大畜1.8万头，羊8.2万只。合作化后，加强社员思想教育，群众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牧业生产恢复原有秩序，生产走向正轨。

三  人民公社

1958年，全旗实现人民公社化。牲畜作价入社，分期偿还。每户留有一定数量的自留畜。牧民入社的牲畜，由所在大队每年付给3％的畜股金，边商、大户、召庙的牲畜，每年付给畜股定息1—3％。实行统一经营，集体生产，大队核算制。

人民公社化后，推行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开展了“百母百仔”运动。牧区调整了畜群，群体增大，多余的劳力另搞他业。有的到千里山挖煤，有的大炼钢铁。均以军事化行动，以连、排为单位集体生产，群众逐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

1961年，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大队向小队三包，小队向社员三包。奖励按四、四、二比例：即受奖额大队提4成，小队提4成，社员留2成，除奖现金外，也可奖励牲畜，此期间每年给社员兑现应偿还的部分作价款，并留足社员的自留畜。为避“包产到户”之嫌，1963年将三包一奖制改为两定一奖（定工、定产、超产奖励）。不和社员定产，而是向生产组定产，生产组由若干户牧民组成。规定：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分配劳力，统一处理畜产品，统一调整畜群，统一调动生产工具，统一进行基本建设。同时固定劳力，固定畜群，固定牧场，固定工具，固定设备，固定役畜，称为“八统一”“六固定”的管理办法。社员自留畜每户不得超过羊15只，大畜2头。“文化大革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曾取消社员自留畜，七十年代初期又恢复社员自留畜制度。

1958—1980年，集体生产的22年中，“两定、一奖”制从1963—1980年推行17年。在此期间，生产上是硬性指标，行政上是强迫命令。1965年，全旗大畜7.67万头，羊110.24万只（6月30日统计数，下同）。是年全旗发生特大旱灾。牧草终年未返青。旗党委、政府提出：“千方百计保住牲畜，保住牲畜就保住了牧民的一切，牧畜没有了，政权等于不存在”。牲畜出卖和自食都作了限制，仅出卖大畜3214头、羊6.95万只，占当年牲畜总数的6.1％。1966年6月30日统计，全旗大畜5.25万头，羊50.45万只，较1965年下降52.8%。死亡大畜1.72万头，羊38.97万只。有不少畜群，全群死亡。人均占有牲畜由1965年的13.4头（只），下降到6.2头（只）。

灾后，牲畜数量大减，草场承受力减轻，适逢连续几年降雨多，草场得到恢复。牲畜数量又有回升。1971年，全旗牲畜总数超过100万头（只）。1972年旱灾，1973年，总数又回落到75.48万头（只）。人均占有6.8头（只）。1974—1978年的5年中，又有不同程度的灾情，这几年牲畜总数一直徘徊在70—80万头（只）。

人民公社化期间，牧业生产提出“百母百仔”口号。1959年上半年全旗牧区开始推行“百母百仔”。同年11月，自治区畜牧业生产检查评比会上，杭锦旗提出“百母百仔”运动倡议，得到与会各盟、旗县的响应。11月23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下达《关于开展百母百仔运动的规定》。12月8日中共内蒙古委员会下达《内蒙古党委关于开展“百母百仔”运动指示》，要求集体畜群，每百头适龄母畜，在一个牧业年度内，争取保活百头仔畜，称“百母百仔”运动。

1960年6月30日，杭锦旗首次实现“百母百仔”（实际数字是大畜百母62.4仔，羊百母90.5仔。在全旗范围内，有不少畜群、大队以至公社实现“百母百仔”）。《内蒙古日报》《人民日报》载文赞誉“百母百仔”运动。同年7月份，全旗召开千人牧工大会，庆贺“百母百仔”运动的实现，表彰有功人员。

“百母百仔”运动中制定的各项措施、指标制度一直延用到1979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的若干年中，“百母百仔”是衡量牧业生产成绩的唯一标准。1959—1965年的7年中，全旗牲畜每年均有递增。1965年6月30日统计、牲畜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117.91万头（只），人均13.4头（只）。“百母百仔”运动的开展，对发展牲畜数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生产责任制

1980年，牧区生产体制改为牲畜户有户养承包责任制。明确规定，这一制度长期不变。

牧业生产责任制，分两步进行。1980—1981年，将牲畜作价承包到户，具体办法是：用历年付给社员的牲畜股金，抵偿1958年牲畜入社时作价款。尚欠部分，以现金或牲畜抵偿。先抵清作价款后，牲畜仍有多余者，作价按人口分配到户。牲畜少于当年入社数量的生产队，按比例递减后再分配到户。多数生产队牲畜均比入社时多，抵清入社作价款外，社员仍能按人口分得一部分牲畜，解决了人口增加和合作化后迁入人口的生产需要。

牲畜“户有户养”后，牧区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倍增，加强饲养管理。1980—1990年的10年中，虽有灾情，生产仍有发展，牲畜总数一直稳定在90—100万头（只）。出栏率稳定在25％以上，商品率保持在18—20%，其中1987年达到24.8%。牧业生产，有了稳定发展。1990年，全旗牲畜总数100.88万头（只）（不含生猪），较1949年增加68.64万头（只），是1949年的2倍多，但人均占有牲畜较1949年仅增加0.4头（只）。

1984年，开始把草牧场划拨到户使用，完善为“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旗委、政府成立草牧场划拨指挥部，各苏木、乡成立草场划拨领导小组，根据全旗划拨方案，结合各地实际，依据牧民居住条件，放牧习惯，制定草牧场划拨实施细则（草案）。划拨前，指挥部详细勘定各苏木、乡之间的原有边界，划定纠纷界段。大部分苏木、乡草场划拨以人为主，即人占70—80％，牲畜和其他因素占20—30％，个别地区以牲畜为主划拨。1989年全旗草场划拨到户工作全部结束，到户草场面积占草场总面积的90％以上。草场到户使用后，牧民增加对草场的投入，围栏面积迅速增加。抢牧、滥牧现象得到改变。明确了牧民对草场使用建设的责、权、利。1989年，阿日斯楞图苏木，首次试行草牧场有偿使用制。有偿使用后，明确规定，牧民建设草场任务，嘎查和牧民每三年签定一次合同，每年检查，进行奖惩兑现。承包期为10年，根据草场产草量，确定每户的养畜量，超载者，限期纠正，超期不纠者罚款。达到以草定畜，畜草平衡，使草场永续利用。1990年，全旗陆续推行草场有偿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