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托克旗牧民群众组织“独贵龙”反对王公贵族的剥削与压迫，始于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当时，牧民们在离王爷府不远的草滩上安营扎寨，请愿静坐，要求王爷给牧民减免官差、兵差、赋税。“独贵龙”的浩大声势迫使旗扎萨克向牧民做出部分让步。“独贵龙”便自动解散，各自回去安业放牧。到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牧民们又不堪忍受王公们的压榨，组织了“独贵龙”与王公们进行公开的斗争。参加这次“独贵龙”运动的人，除了一般牧民群众外还有一些台吉（贵族）、参领（相当于以后的区长）、佐领（相当于以后的乡长）参加。这次的“独贵龙”对旗王爷有较大的震慑力量。他们一边谴责“独贵龙“聚众造反，王法不依，却又不得不制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牧民的税赋、差役负担。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旗王爷府在牧民中以“10羊抽1”的高税额聚敛资财，以偿还“庚子赔款”。后来又改为“10羊抽2”，甚至最后提高为“10羊抽5”。沉重的赋税把牧民们逼得走投无路，在鄂托克旗境内组织了珠和、察汉陶勒盖、包乐浩晓、苏米图、克泊尔、查布、布拉格、阿尔巴斯8个“独贵龙”，反对王爷府的重赋，抗拒赔款摊派。参加这次“独贵龙”的牧民，涉及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使旗扎萨克不得不停止摊派赔款。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旗扎萨克将西南部与陕西、甘肃边界相邻的月牙湖等地1万顷土地上报开垦。消息传开后，鄂托克旗已经组织起的8个“独贵龙”在宝日陶勒盖敖包集会，反对开垦。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察汉陶勒盖等8处“独贵龙”再次聚集，提出反对王公官吏的横征暴敛，拒绝缴纳一切摊派。他们还手持鸟枪、刀矛进行武装斗争，多次打败旗衙门派来镇压的蒙古骑兵。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鄂托克旗管旗章京苏那木热西与边商合伙偷卖土地。牧民扎巴交不起赋税，苏那木热西把扎巴家唯一的一匹马拉去顶税款，扎巴受到“独贵龙”的启发，联合牧民组织起“独贵龙”，商量制裁贪官苏那木热西和反对旗扎萨克的办法。2月4日，以扎巴为首的20多个“独贵龙”将苏那木热西和他的亲信孟克巴雅尔杀死，将两个人的头割下来，于大年初一（2月8日）闯进王爷府，拿出两个人头向旗扎萨克“献礼”，迫使王爷答应扎巴等“独贵龙”成员的要求，从王府武器库、弹药库中拿出部分枪支弹药给“独贵龙”。

与扎巴领导的“独贵龙”相配合，同时又有8个“独贵龙”起来斗争。它们是扎兰章京察汗敖肯领导的克泊尔“独贵龙”、察生木特格尔和察生哈勒特尔领导的阿尔巴斯“独贵龙”、帕拉嘎尔领导的苏米图“独贵龙”、宝日巴岱领导的包乐浩晓“独贵龙”、迪日布领导的查布“独贵龙”、毛包苏、图门领导的布拉格“独贵龙”、呼和布罗德领导的珠和“独贵龙”、铁木尔领导的察汉陶勒盖“独贵龙”。他们的主要奋斗目标是防御土匪强盗、保证各地区完整、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反抗旗王爷府及衙门的苛捐杂税。在布拉格、察汉陶勒盖、珠和相连接的地区，爆发了以阿日勒庙沙布仁喇嘛章文轩为首的“独贵龙”。“独贵龙”自己购买枪支弹药，组成巡逻队，保卫家园，又叫“六十巡警独贵龙”。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反对封建王公与边商地主相勾结出卖鄂托克旗的土地，反对旗扎萨克加重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压榨牧民群众，反对官差摊派。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以后，鄂托克旗的政权落在能干的活佛喇嘛章文轩（蒙古名为沙德如布旦毕扎拉森，后改名为扎木扬什拉布）手里。他用权术替王爷还清了巨额外债，领导牧民搞反对封建统治的“独贵龙”，还跟随乌审旗“独贵龙”运动领导人席尼喇嘛去过乌兰巴托。民国18年（公元1929年），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任命章文轩为鄂托克旗保安大队大队长。民国19年（公元1930年）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任命章文轩为鄂宁边界巡防司令。伊克昭盟盟长、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长官沙克都尔扎布任命章文轩为鄂托克旗保安司令。国民党中央也任命他为伊南游击司令。从此，章文轩从一个本来脱离政界的活佛喇嘛，飞黄腾达到身兼数职，可以任意左右鄂托克旗政治局势的显赫人物。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共产党出兵将宁夏马鸿逵侵占的鄂托克旗的盐池、苟池、北大池等夺了回来，交还给了鄂托克旗，并解放了鄂托克旗的三段地，在三段地组建归共产党领导的行政机构。三段地本来是鄂托克旗的地盘。三段地解放后，国民党向蒙古人挑拨离间说：“共产党帮助你们是假的，要不为什么不把三段地交给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把三段地交给鄂托克旗管理。三边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指示鄂托克旗工委要和章文轩搞好关系，争取和他共同抗日。章文轩的政治态度却是站在国、共两党之间，而又更多地倾向于国民党方面。因此，他在处理国共两党的问题时，虽然有时也站在共产党一方，但更多的，或是更主要的却站在了国民党一方。所以，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他便为国民党呐喊助威。并曾派兵包围共产党的三段地工委。还配合国民党对共产党搞经济封锁等，这就使鄂托克旗的政权具有两重性。章文轩在对待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基本上是中立的，但中间一段投靠过国民党，上过国民党的当。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他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搞摩擦。那时候北大池完全归他管，苟池却完全在定边境内，四周都是共产党的地方。驮盐的人从盐池出来，都得经过共产党的管区，共产党就收一点过境税，而盐池的税收完全让给他，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他不干，不让共产党收过境税。在抗战初期，三段地、二道川、葫芦素淖等地都建立起抗敌后援会。三段地有个总会，二道川、葫芦素淖和三段地各有一个分会。章文轩硬要在这些汉人区设保甲，不让分会活动，而且要驱逐共产党在三段地的工作人员，这样也起了摩擦。

章文轩在鄂托克旗执政的前一段时间里，在治理军、政、财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他的思想渐渐从封建改良主义的有限的进步性走了回头路，他连续加官晋级，他指挥了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军队，有源源不断的金银流入他的金柜，他有绥远省、宁夏省的傅作义、马鸿逵、马鸿宾作靠山，他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牧民群众的喝彩。从此，他再也不把王爷、仕官、士兵放在眼里，而将他们看作自己的牛马。他一手独揽全旗的大权，实行封建独裁统治，依附权势胡作非为，独断专行，草菅人命。苏日克木喇嘛给牧民赛朝克图家念经，念经后的几天内找不到苏日克木的踪迹。因为此事章文轩将赛朝克图兄弟三人及其老母一并抓去，严刑拷打，以皮肉逼供，匆忙定成杀人罪，将母子四人全部枪毙。后来，苏日克木喇嘛却安然回到了家中。类似这样的悲剧，章文轩一手制造了许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章文轩长期专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但激起了鄂托克旗牧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他的下属和士兵也对他不满和怨恨。1946年1月，他的中队长马良诚、顾寿山等发动阿拉庙事变，逮捕了章文轩，将他秘密勒死在阿拉庙。从此，鄂托克旗成了共产党、国民党、蒙旗王公交替掌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