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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锦旗蒙古族的宗教信仰

发表时间:2020-07-10 10:17:27来源:《杭锦旗志》 保存打印关闭

一、喇嘛教的传播与影响

1566年,鄂尔多斯部执政长官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赴藏皈依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并带回喇嘛教经典崇奉推广。鄂尔多斯部由此普遍信奉喇嘛教。1583年,鄂尔多斯地区最早的召庙毫庆召在旗境内修成。蒙古族原来信奉的萨满教受到喇嘛教的排斥和打击,失去统治地位,并逐渐消失,只有其祭祀祈禳仪式与喇嘛教融汇结合而遗留为祭敖包、祭灶等宗教活动形式。

清朝政府优待喇嘛教,规定喇嘛不当兵、不纳税等优惠政策。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执政初和蒋介石当权时,分别发布优待喇嘛教政策条例。建召庙、当喇嘛成为蒙古族各阶层的一种时尚,全旗喇嘛人数占到男子的1/3强。

喇嘛教用“轮回转生”“万物皆空”等说教,使人净心养道、安分守己、意气消磨。杭锦旗蒙古人每遇生病、被盗、匪患等灾难和为求子孙、出行平安、消散口舌等均到庙上求卜卦,请喇嘛指点消灾弭祸、降福引善的办法。中华民国2年(1913),旗札萨克阿日宾巴雅尔染疾,为祈福延寿,派官员将汉民捕获的活鱼大量购回放生。不劳而获的喇嘛阶层日渐扩大,耗资巨繁兴建庙宇以及频繁举行各种法事,给全旗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鄂尔多斯诸旗修建沙日召花费1.27万两银。喇嘛不能娶妻,婚龄人口性比例失调。婚姻生活畸形变化,加之战乱与自然灾害,蒙古族人口由建旗初的2万余人减至1949年的8000余人。清同治年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很多召庙在兵燹匪患中被毁,或随开垦兴起而搬迁,复建规模大不如前。风化渐开,教规松弛,讽刺喇嘛的故事笑话不胫而走,喇嘛教思想统治有所松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科学文化普及,多数喇嘛还俗,信教者逐渐减少。

二、召庙

杭锦旗喇嘛召庙多为藏式、汉式和蒙古式兼而有之的复合建筑群或其中某一形制的建筑。

修庙有几种形式。

(一)旗札萨克或旗衙门筹资建庙。阿木古郎图召(又名贝勒召)是旗札萨克出资扩建的家庙。

(二)一般施主布施建庙。富户为还愿或祈福延寿,出资修建。孟克其其格都岗便是富裕女子孟克其其格出资修建的。

(三)喇嘛化缘集资建庙,化缘范围远至喀尔喀(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寺庙日常经济来源有:

(一)获得清政府度牒(出家所履行的手续和仪式)的喇嘛可得到一定数量的支俸。清末全旗有度牒喇嘛300余名。

(二)旗衙门视召庙规模大小、喇嘛人数多少和声誉高低,划拨草场和居民给召庙。清朝时,扎日格庙有庙地6500顷。在后套有香火地20顷。

(三)一般信徒的布施。王公贵族和富户为祈求幸福,延年益寿,请喇嘛在召庙举行法会念经,提供法事费用,施舍大量钱财。牧民也常到召庙求卜卦,有时还请喇嘛到家里做祈福、禳灾、除病、超度等佛事。求卜延请者付酬金。

(四)喇嘛到民间化缘募捐。召庙定期派喇嘛向信徒募化钱财。被派出的喇嘛,手持活佛或达喇嘛写的启缘(说明化缘的理由),带着哈达、糖、酒等少许礼物,募集财物。

(五)出租庙地,向租种者收“股子”,或征收捐税;有的召庙牲畜多,以“苏鲁克”的形式租给牧民。

召庙开支主要是修缮庙宇、住宅、修理佛像,购买佛器,念经集会上喇嘛们食用,派出人员到拉萨等地深造所用等。其收支出入由召庙管理经济的机构“吉萨”负责统一登记、管理。

召庙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喇嘛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学习内容有喇嘛教经理研究、念咒画符、数学、天文学、占卜、历法等。教学方式为死记硬背。

召庙有不向等级。清朝时杭锦旗获度牒和赐匾的召庙有扎日格庙、沙日召、毫庆召、甘珠尔庙、希图根庙。中华民国初,对有50间房屋以上的召庙赐给大总统印鉴的匾额,杭锦旗又有扎东巴庙、梅林庙和贝勒召得匾额。上述8座召庙社会声誉高,经济实力雄厚,并各辖若干中小庙。中华民国时期,旗衙门设立喇嘛印务处。管理宗教事务;并赋予贝勒召(旗札萨克家庙)统领全旗召庙和僧众的权力。后遭到各庙的反对,取消贝勒召的统领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庙失去往常香火不断的旺盛局面。“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召庙被毁,有的充做生产队杂物库房。20世纪80年代,旗政府批准,在原扎日格、沙日召、希日特莫图和牢文召等庙旧址建起简易宗教活动点4处,每处30平方米~40平方米,供一些老喇嘛做佛事。

三、喇嘛

清朝时期,蒙古人若有3个儿子,必须有两个当喇嘛,有两个儿子,须有一个当喇嘛;平民或奴隶,只有一个儿子,也要送到庙上当喇嘛,后因兵员差赋徭役的需要,对享有免除从征和纳赋服役的喇嘛数量加以控制,实行度牒制度。中华民国政府依清旧制,对札萨克喇嘛以下,苏拉喇嘛以上发给箚付;德木奇以下,格斯贵以上发给度牒。但受戒入寺的低级学经喇嘛无限额。中华民国时,旗衙门将三子抽一制,反复重申,违者以断人香火论处,然而喇嘛人数有增无减,中华民国初年有1500余人。1949年增至2331人。

喇嘛有职位和学位。中华民国初年,全旗各寺庙级活佛(掌握教义最高深者,通过“转世”产生)49人,其中班第达1人,余者为沙布仁(低级活佛);达喇嘛(寺庙政教权力最高统辖者)6人;德木齐(达喇嘛的辅佐者)48人,格布贵(执法喇嘛)70人;尚斯德(管理召庙或活佛的财务、经济者)23人。以上为召庙的掌权阶层。还有其他职位和学位喇嘛80人;格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受戒者)606人;(第二次受戒者)247人,班第(未受戒的小学经喇嘛)386人。

召庙的主持喇嘛由旗衙门任命;活佛圆寂后一年或二年内,召庙的主持喇嘛与王公们为定新活佛转生的地点和年岁,预选几个候选名单然后携带札萨克的文件及礼物赴有声望,级别高的活佛处,请活佛最后选定新活佛人选。

诵经大会后跳“查玛”舞(俗称“跳鬼”)。周围几十里外的牧民也来观看,认为观此可驱邪,迎来吉祥,也是一种艺术欣赏和物资交流时机。参加跳鬼的喇嘛均戴假面具,穿光怪陆离的服装,扮成牛、马、狗等动物形象和着鼓号声跳舞。舞蹈内容和情节,均为宣扬善恶报应,轮回转生等宗教故事。

大召庙有“沙毕那尔”,亦称“捎比”,为召庙属民,旗衙门无权管理,不负担旗税赋,兵役和劳役。“捎比”有的是王公奉施给召庙的随丁;有的是逃避兵役差徭而投靠寺院或自愿献身于佛者;也有被召庙收赎的罪犯。“捎比”无偿承担活佛和召庙的各种劳役和钱物摊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数中青年喇嘛还俗娶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给无依无靠老喇嘛定期定额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5元~25元,1990年,享受国家生活补助的喇嘛有12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