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登录本站!

当前位置:首页 > 风土人情 > 民族宗教

蒙古族历史研究

发表时间:2015-11-11 09:38:22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志·社会科学志 保存打印关闭

蒙古族历史研究

 蒙古族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蒙古史研究是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蒙古族历史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部分领域也包括在蒙古族历史研究范围之中。

13世纪中叶,蒙古民族的第一部成文史著《蒙古秘史》问世,标志着蒙古族由此跨入有自己文字史民族的行列。17世纪初,《阿勒坦汗传》成书。此后,又相继有《黄金史纲》、《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恒河之流》、《蒙古世系谱》、《金轮千辐》、《水晶念珠》以及墨尔根活佛《黄金史》等蒙古史著面世。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的蒙古史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受到重视。1956年,在全国人大常委领导下,组成8个省(区)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蒙古族社会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调查,抢救了一批重要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蒙古族简史》初稿。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历史学会、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相继成立,对蒙古族历史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工作。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一批国内著名专家赴会参与讨论,内蒙古青年学者也在讨论会上崭露头角,集中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蒙古蒙古史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阶段,蒙古史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1979年8月,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成立。此后,中国蒙古史学会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1977年,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编写组在《蒙古族简史》初稿基础上编写出版了《蒙古族简史》。此后,自治区学者撰写或与区外学者合作撰写的蒙古族通史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编著的《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写组编著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著的《蒙古民族通史》(五卷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叶新民、薄音湖、宝日吉根编著的《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此外,还有一些通史性著作出版。

半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的学者们通过撰写、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探讨、研究了蒙古族历史上方方面面的问题,推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历史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在蒙古族历史文献研究方面,20世纪40年代,一批蒙古族学者开始对《蒙古秘史》进行研究、整理,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蒙古秘史》,蒙古族历史文献研究迈开了最初的步伐。半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学者在搜集、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文献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对蒙古编年史各种抄本,不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整理、校勘,而且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走上了科学整理和研究的道路,取得了丰硕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的出版为标志,内蒙古学者开始对蒙古历史档案进行整理、研究。21世纪初,对蒙古历史档案整理、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新成果,出版了新的档案汇编,如《清内秘书院蒙文档案汇编》等,为蒙古史等学科研究提供了可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内蒙古部分学者以对匈奴族历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为起点,开创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研究新领域。此后,自治区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不断发展,学者们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等学术著作,发表了许多论文。

一、蒙古族族源与早期蒙古社会研究

1.蒙古族族源研究

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4期)一文,认为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周清澍的《蒙古与蒙古族的形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林幹的《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赞同东胡说。张久和的《室韦——鞑靼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论述了室韦——鞑靼的历史就是原蒙古人的历史。苏日巴达拉哈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认为丁零是蒙古族的祖先,柔然汗国是蒙古人建立的国家。腾格斯的《蒙古起源于室韦吗?》(《蒙古学研究》1997年第3、4期)一文对室韦说进行了质疑。

2.蒙古早期社会研究

周清澍的《蒙古族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内蒙古历史学会,1962年编印)认为,13世纪以前的蒙古社会正处于从野蛮迈向文明的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而当时奴隶的使用还只是家长奴隶制的性质。亦邻真的《关于10~12世纪的孛斡勒》(《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蒙文版,1981年第3期)认为,11~12世纪的孛斡勒,本质上是那颜阶级的隶属人口,是游牧经济早期的农奴,随着孛斡勒制的产生与发展,蒙古社会进入了游牧的军事的父权封建制。那木云的《关于11~13世纪蒙古族社会的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留金锁的《试论成吉思汗帝国前的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吉日嘎拉的《由“孛斡勒”等所体现的早期蒙古社会的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认为,早期蒙古社会性质应是奴隶制。此外,索岳勒的《试论古代蒙古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内蒙古历史学会,1962年编印),额尔敦扎布的《蒙古游牧公社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马天芳的《蒙古民族形成的三个阶段》(《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金与蒙古诸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的《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4期)等,都对与早期蒙古社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蒙古国及四大汗国历史研究

1.国家制度研究

周清澍的《元代职官——蒙古官制》(《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把蒙古国官制分为断事官、怯薛官、斡耳朵蒙古制官员、军队官制、达鲁花赤等5个系列,分叙其置员、职能。

研究怯薛制的论文有:吴柏春等的《试述蒙古汗国时期的怯薛制》(《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包玉清的《成吉思汗与怯薛军建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文版,2002年第4期)。

研究忽里勒台制的有:包玉清的《论古代蒙古“忽里勒台”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3期),席彩云等的《浅析蒙古古代“忽里勒台”》(《蒙古学研究》2000年第3期)。

研究札鲁忽赤制的有:《论古代蒙古扎鲁忽赤体制》(《蒙古语言文学》2001年第6期)。

研究探马赤军制的有:那木吉拉的《早期探马赤军职司考》(《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瞿大风的《蒙古时期山西的探马赤军与达鲁花赤》(《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蒙元初期的探马赤军问题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再释“探马赤”一词及其与“探马赤军”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火失勒”军与探马赤军异同考》《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研究屯田制的有:何天明的《试论蒙古汗国时期的屯田》(《论文选集1985》,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科组处,1986年编印)。

研究驿传制度的有:叶新民的《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成吉思汗研究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研究大札撒及相关法律的有:赛熙亚乐的《成吉思汗史记》(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介绍了54条札撒,奇格编的《成吉思汗命令、札撒和训言》(《蒙古族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史资料集》第1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介绍了174条札撒。论文有:奇格的《试论成吉思汗大札撒》(《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试述古代蒙古的法制及其主要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蒙古法制史概述》(《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4期),芒来夫、布仁陶格陶的《论蒙古族第一部法典〈大扎撒〉》(《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4期),杨选第的《古代蒙古族法律与法医学》(《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铁木尔宝力道的《论蒙古族习惯法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

2.部族与诸王研究

鞑靼、阻卜研究有:周良霄的《鞑靼杂考》(《文史》第八辑,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孟广耀的《术不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余大钧的《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那顺乌力吉的《“阻卜”的语源语义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论文。余大钧认为,阻卜虽是鞑靼的代称,但只是鞑靼一部分,阻卜的对音拟为djubu,实乃蒙古语“主不儿”,“阻卜”部落是10~13世纪蒙古语族牧民的自称。那顺乌力吉认为,阻卜为契丹、蒙古语中的方位词jubu或jegun(东),其语义为“左”,按照突厥蒙古语系部族的方位习惯,jubu或jegun指中原传统的方向“北”,辽金史中出现的“阻卜”一词是处在北方的各部族的泛称。汪古部研究有:周清澍专题论文一组,为《汪古部统治家族》(《文史》第九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汪古的族源》(《文史》第十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历代汪古部首领封王事迹》(《文史》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关系》(《文史》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文史》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从各个层面探讨了蒙元时期汪古部的历史面貌;盖山林的《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用考古资料丰富了汪古部的研究内容;此外还有洪用斌的《汪古族社会制度初探》(《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年)等。弘吉剌部、主儿乞部、札剌亦儿部研究,论文有:叶新民的《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白拉都格其的《弘吉剌部与特薛禅》(《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考察了弘吉剌部的封地、封王、落府、统治机构、中原分地、经济特权、与蒙古乞颜部的世婚关系等;郝时远的《主儿乞部及几点问题的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认为主儿乞部得名于斡勤巴勒合之子莎儿哈秃主儿乞,该部的组成已包含了家族以外的大量的人,虽然在很多方面保持着原始氏族的基本特征,但血缘氏族的整洁性已不复存在;谢咏梅的《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札剌亦儿族源管见》(《元史论丛》第八辑,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蒙古札剌亦儿部与东平路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札剌亦儿部驻地变迁及留驻食邑和分戍中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对札刺亦儿族源、历史变迁、社会作用做了多方面的考查。相关的研究还有呼尔查的《关于“蒙古国”的几个部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4年第4期)、《蒙文文献所载成吉思汗诸弟所属鄂托克兀鲁思名称由来》(《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2年第4期)等。

诸王研究有:叶新民的《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塔娜的《帖木哥斡惕赤斤家族之盛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认为该家族是蒙元社会最显贵的家族,是蒙古统治者的基本依靠力量;白拉都格其的《成吉思汗时期斡赤斤受领封地的时间和范围》(《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元代东道诸王勋臣封地概述》(《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考察了弘吉剌部、斡赤斤后王、汪古、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忙兀、兀鲁等部的封地及其地理位置,探讨了元代诸王的受封情况;瞿大风的《术赤生平事略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巴雅尔的《术赤释疑》(《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对术赤的血统、生平事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3.重要史事研究

亦邻真的《起辇谷与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认为,成吉思汗葬地起辇谷即《蒙古秘史》中的“古连勒古”,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宝音德力根的《成吉思汗葬地“大斡秃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也讨论了相关的问题。白拉都格其的《贵由汗即位的前前后后》(《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考析了贵由汗即位及其引起蒙古贵族内部分裂的诸多史事。周清澍的《库腾汗——蒙藏关系的最早沟通者》(《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说,《蒙古源流》中的“库腾汗”即《元史》中的“阔端”,他在1239年前后与西藏建立了宗主和藩属的关系。苏鲁格的《“蒙藏交往始于阔端和萨班”说质疑》(《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4期)对蒙古与西藏始建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乌兰的《蒙古征服乞儿吉思史实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赵琦、周清澍的《大蒙古国时期地方儒学机构和学官的设立》(《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赵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大蒙古国诸汗身边的汉人与儒学》(《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王金山的《关于蒙古与塔塔儿战争之起因》(《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6期),白喜柱的《论成吉思汗征西夏的战略战术》(《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赛吉拉夫的《探究哈撒儿与成吉思汗的矛盾》(《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1期),白玉双的《浅谈蒙古汗国时期可汗夫人对汗位继承问题施展的影响和作用》(《蒙古学研究》1998年第2期)都对所论的史事作了探讨,并提出己见。

4.经济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王路的《蒙古汗国及其前期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包高娃、宝力格的《蒙古帝国初期的经济改革》(《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包玉山的《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3期),乌峰、崔俊芳的《早期蒙古的狩猎业与生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吴树青的《蒙古帝国财政分配的地位及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蒙古帝国的财政构成与本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赵琦的《大蒙古国时期十路征收课税所考》(《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

5.人物研究

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论证了成吉思汗生年当以《元史》记载最为可靠,为1162年。亦邻真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对成吉思汗在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做了深刻论述。薄音湖的《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元太祖本传》(辽宁文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马冀的《成吉思汗评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均以新的视角对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历史贡献进行了评述。宝音德力根的《关于王汗与札木合》(《蒙古史研究》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认为,成吉思汗、王汗、札木合都是蒙古高原各部走向统一过程中的一代豪杰。格·孟和的《成吉思汗和王罕之间的矛盾性质及其解决的历史经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4期)、王风雷的《论成吉思汗教育理论与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孟根宝力高的《论成吉思汗的政治思想》(《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成吉思汗。苏日格庆的《浅论蒙哥汗》(《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7年第6期)对蒙哥汗作了研究。耶律楚材研究有:余大钧的《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孟广耀的《试探耶律楚材的几个主要称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王月珽的《论耶律楚材的宗儒重禅》(《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耶律楚材道教观的剖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耶律楚材经世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从各个方面评述了耶律楚材在蒙古国建立中的贡献。

6.四大汗国研究

何天明的《试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何天明、舒顺华的《试论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4期),认为元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王风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合赞》(《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伊利汗国合赞汗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于一身的特殊人物,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阿拉木苏的《蒙古贵族征服统治俄罗斯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4年第2期)、雪莲的《蒙古西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7年第2期)、欧军的《试论蒙古西征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探讨了蒙古西征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和作用。胡泊的《初探拔都西征》(《蒙古族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出版)、《初析旭烈兀西征》(《蒙古族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3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1992年出版),均从军事角度研究了蒙古西征问题。

三、元代蒙古史研究

1.制度政策研究

官制研究有:周清澍的《元代职官(二)——大一统的中央官制》(《文史知识》1987年第2期)、《元代职官(三)——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地方官制》(《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对元朝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委任做了细致的论述;包玉清的《元朝时期的行省制度》(《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1期)研究了元朝的行省制度。

军制研究有:崔树华、杰轩的《试论元代军事制度的民族特征》(《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3期)说,元代设枢密院统领军务,但也把蒙古族管理军队的制度——万户制确定为元代军队的编制体系,体现着蒙古族军队职官制度与封建传统官制的相互交流。叶新民的《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元代的钦察、康里、阿速、康兀卫军》(《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认为,《元史·兵志》所记的“四怯薛”及其番值制度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元世祖以后四怯薛番值顺序并无多大变化,并讨论了色目卫军的演变及其作用。

政策与法制研究有:吴柏春的《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纪元、立太子、废除豁里勒台制、迁都大都等,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尊礼孔孟,重用儒士,是推行“汉法”的重要内容;陈一鸣的《论元代的太子参政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对皇太子参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制研究的论文有:石磊的《元朝法律制度叙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冯修青的《元朝的流放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蒙元帝国在高丽的流放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潘修人的《元代达鲁花赤的职掌及为政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王风雷的《论元代法律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王风雷、张敏杰的《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杨选第的《元代亦集乃路民间借贷契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

2.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周清澍的《元朝的蒙古族》(《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指出,元朝的蒙古聚居区大体可分漠北和漠南两部分,并分别论述了蒙古族的社会经济生活、阶级状况和蒙古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沿革、部族分布、元朝对唐努乌梁海等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和统治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何天明的《试探元代女真与蒙古的关系》(《黑河学刊》1991年第2期)、《试探元代蒙古与契丹的关系》(《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3年增刊),吴柏春的《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历史意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探讨了蒙古与女真、契丹、云南诸民族的关系。

3.地区与交通研究

周清澍的《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认为,元朝的东西交通不仅恢复了传统的丝绸之路,还开辟了从漠北经阿尔泰山到西方的道路,甚至还有从南西伯利亚往西的道路。李逸友的《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邻道站赤》(《文物》1987年第7期),对黑城文书中所见的元代纳邻道站赤进行了考释。周清澍的《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就元朝对今鄂尔多斯地区的管理情况作了考述。崔璇的《安答堡子、按打堡子、雁塔堡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按打堡子”不是《三云筹俎考》中的“雁塔堡”,而是汪古部德宁路治所。周清澍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元代部分对元朝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地方行政建制作了系统的叙述。

4.元上都研究

贾洲杰的《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叶新民的《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元上都宫殿楼阁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元上都的凉亭》(《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元上都的外国使者》(《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元上都的社会经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元上都的驿站》(《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肖瑞玲的《元上都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呼格吉勒的《元上都与元代政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杨选第的《元上都与元代帝位争夺之关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呼日勒沙的《元上都与蒙古文化发展》(《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考察了元上都的官署、宫廷生活、巡幸制度、宫殿楼阁、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的状况。此外,叶新民出版了专著《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5.社会经济研究

舒振邦的《元朝统一后漠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洪用斌的《元代的蝗患与畜牧业的关系》(《蒙古族经济发展研究》第2集,1988年),分别考察了蒙元时期漠北农业、畜牧业、人口、驿站交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贾洲杰的《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依据考古资料,论述了这一时期城市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相关的论文还有:盖山林、盖志毅的《元代汪古部的农牧业技术》(《松州学刊》1993年第3、4期),吴柏春、阿古拉的《试论元代科尔沁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乌日陶克套胡的《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铁柱的《蒙元时期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游牧经济的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2年第4期)、《元代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2年第4期)等。内蒙古钱币学会编的《元代货币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刊发了一组研究元代货币的论文:乔晓金的《元代货币制度新探》,洪用斌的《试论元代货币供给政策》,李逸友的《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翟国强、杨德华的《元代伪钞问题刍议》。研究元代货币的论文还有:李逸友的《忽必烈帝前期的钞法制度》(《内蒙古金融研究》1995年第3期)、《忽必烈帝后期的钞法制度》(《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大元通宝”考辨》(《内蒙古金融研究》1995年第3期)《元代纸币启蒙篇》(《内蒙古金融研究》2000年增刊)等。

6.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研究

文化教育研究有:特格舍的《元朝蒙古族教育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那森巴图的《忽必烈与蒙古教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风雷的《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元代的经筵》(《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元代书院考遗》(《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元上都教育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补论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元代云南教育考》(《蒙古史研究》第九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于金生的《元代地方学官的选任与考迁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元代的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舒振邦、舒顺华的《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钢巴图的《元朝书院的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9年第4期),阿拉坦的《论元朝教育》(《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2年第6期)等,探讨了元代书院、中央国子监、地方官学、科举考试等诸多问题。

科学技术研究有:李迪的《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和《元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元代中外科技交流的发展与上都的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论元代王恽的科学活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1期),冯立升的《元代中外科技交流的发展与上都的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1期)等论文,论述了郭氏兴修水利、天文学著述的成就和其他领域的科技成就和影响。叶新民的《古代蒙古族的天文历法与数学》(《古籍数学化研究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介绍了古代蒙古族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成就。

7.蒙古族宗教与风俗研究

乔吉的《内蒙古寺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探讨了蒙元时期蒙古人与佛教的接触。盖山林的《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论述了汪古部的景教活动及佛教、道教、回教在汪古部传播的概况。陈烨的《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其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探讨了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变迁的原因和特点。纳古单夫的《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认为“诈马”一词是蒙古语,“诈马宴”即“整羊席”。邢洁晨的《古代蒙古族诈马宴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额尔德木图的《论元代蒙古族丧葬风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西方学者说蒙古人元代就有“人殉”之说不实,进而指出,元代蒙古人兴土葬,土葬法适合于游牧生活,也合乎游牧文化的特点。

8.人物研究

朱风、王路的《忽必烈的“鼎新革故”》(《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舒振邦的《忽必烈与元代的统一》(《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洪用斌、张泽凡的《忽必烈与元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吴柏春的《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李迪的《忽必烈在我国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洪用斌的《试论忽必烈的经济思想》(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1集,1987年出版),巴干的《忽必烈的经济思想探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1集,1987年出版)《论忽必烈的军事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8年第4期),周清澍的《忽必烈潜藩新政的成效及其历史意义》(《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纪念韩儒林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对忽必烈的多方面政绩进行了考述。叶新民的《伯颜与平宋战争》(《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头辇哥事迹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洪用斌、王龙耿的《元朝顺圣皇后察必》(《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余大钧的《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等对不少元代重要人物进行了评述。

四、明代蒙古史研究

著作有曹永年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薄音湖的《明代蒙古史略》(台湾版),留金锁主编的《蒙古族通史》明代部分(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

1.明代蒙古历史定位研究

胡钟达的《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认为,北元——蒙古是14~17世纪建立在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国家,它与明朝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中国领土上并存的两个政权,明与蒙古对峙,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二次南北朝。薄音湖的《北元与明代蒙古》(《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戴鸿义的《关于北元史的几个问题》(《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鲍音的《北元史琐议》(《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3年增刊)、奥登的《关于1368年后蒙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政治与重大史事研究

明代蒙古诸汗研究有:薄音湖的《关于北元汗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4期、王雄的《关于阿台汗》(《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乌兰的《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宝音德力根的《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蒙古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喜蕾的《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生年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乌日娜的《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蒙古上层的内部斗争及汗权的衰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就蒙古汗系诸方面的史事进行了探讨。

重大史事研究有:曹永年的《〈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995期),乌兰的《从亦思满被诛到兀鲁思孛罗遇弑》(《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右翼之战”与达延汗统治的最终确立》(《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薄音湖的《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俺答汗征卫拉特史实》(《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王雄的《关于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吉日嘎拉的《明代蒙古史上的弑君事件及其前因后果》(《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胡日查的《试论15~17世纪蒙古左、右翼社会制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1期)。

3.部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察哈尔部研究有:薄音湖的《关于察哈尔史的有关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宝音德力根的《好陈察罕儿·察罕儿五大营·八鄂托克察罕儿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3期),高·阿日华的《博迪阿喇克罕斡尔朵的方位考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1期),曹永年的《嘉靖初蒙古察哈尔部的牧地问题——兼评和田清、达力札布的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乌其拉图《论察哈尔》(《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1期),金峰的《四十万蒙古中心——察哈尔万户》(《蒙古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喀尔喀部研究有:敖登的《喀尔喀五部考述》(《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金峰的《喀尔喀万户和它的十二鄂托克》(《蒙古学研究》2001年第1期),宝音德力根的《从阿巴岱汗与俺答汗的关系看早期喀尔喀历史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双喜的《蒙古喀尔喀万户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王雄《关于〈开原图说〉所载“捨剌把拜等十三营”先世的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

兀良哈部研究有:奥登的《蒙古兀良哈部的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3期),金峰的《再论兀良哈部落的变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宝音德力根的《兀良哈万户牧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薄音湖的《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袄儿都司部研究有:巴图的《鄂尔多斯起源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年第4期),宝音德力根的《关于15世纪阿儿秃斯万户历史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1期)等。

土默特部研究有:晓克的《明代蒙古土默特万户出现的历史过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土默特万户弘吉剌部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蒙古土默特万户的部落构成及其驻地分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关于“兀爱营”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关于北元中后期与土默特万户有关的三次析产分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陶克涛的《土默特渊源别考》(《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薄音湖的《关于明代土默特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留金锁的《满官嗔部及其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奥登的《16世纪蒙古土默特万户十二部考》(《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东西土默特关系述略》(《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乌力吉图的《蒙古族土默特万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年第4期),宝音德力根的《满官嗔——土默特的变迁》(《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

永谢布、喀喇沁部研究有:薄音湖的《关于永谢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留金锁的《试论永谢布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9年第3期),奥登的《喀喇沁部源流研究》(《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曹永年的《关于喀喇沁的变迁》(《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谢永梅的《蒙古永谢布万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年第3期),曹都巴特尔的《喀喇沁的起源、喀喇沁与其他部落及其方言的联系》(《蒙古学研究》1999年第3期),纳古尔的《明末清初的朵颜——喀喇沁》(《昭乌达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乌云毕力格的专著《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对喀喇沁万户的渊源、形成、发展及结局做了系统的论述,为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科尔沁部研究有:留金锁的《科尔沁部及其东迁小议》(《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2期),吴·乌力吉的《明朝时期的科尔沁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2期),胡尔查的《试谈科尔沁、和硕特部的起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关于科尔沁部的来源和它在北方历史上的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科尔沁所属鄂托克及部族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科尔沁牧地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等。胡尔查出版了《科尔沁蒙古史略》(蒙文版,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

卫拉特、额鲁特部研究有:珠荣嘎的《野乜克力考》(《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奥登的《辉特部野乜克力史事概述》(《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胡日查的《略论17世纪初期的青海蒙古》(《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关于和硕特部的起源》(《蒙古学研究》2001年第1期),金峰的《从〈和额尔勒克史〉看三个不同时期的四卫拉特》(《卫拉特研究》2003年第1期)、《四万卫拉特》(《卫拉特研究》2003年第2期)邢洁晨的《准噶尔部形成考辨》(《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大瓦剌汗国考述》(《卫拉特研究》2003年第1期)等。

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研究有:戴鸿义的《兀良哈与明朝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宝音德力根的《往流、阿巴噶、阿鲁蒙古——元代东道诸王后裔部众的统称、万户名、王号》(《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胡日查的《有关朵颜卫者勒蔑家族史实》(《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奥拉的《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李艳洁的《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明代泰宁卫地域的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额德的《明代朵颜卫源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乌云毕力格的《关于朵颜兀良哈人的若干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胡日查的《关于14~17世纪蒙古诸“千户”及相关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等。

民族关系研究有:宝日吉根的《试论明朝对所辖蒙古人的政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雄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与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关于“口孛拜之乱”》(《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明朝的蒙古族世家》(《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乌云宝的《论“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曹永年的《传国玺与明蒙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于默颖的《明代哈密蒙古的封贡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于默颖、薄音湖的《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等。

4.经济与社会风俗研究

经济研究有:阿萨拉图的《明代蒙古和中原的贸易关系》(《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内蒙古历史学会,1962年编印),曹永年的《阿拉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嘉靖隆庆时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明代前期蒙古地区牧民逃亡与起义问题丛考》(《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明代蒙古中晚期的经济》(《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戴鸿义、阎忠的《永乐时期明蒙间的贸易关系》(《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额斯日格桑、金亮的《北元与明朝贸易之探究》(《蒙古学研究》1998年第1期),曹彦生的《林丹汗联明抗金的经济原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等。

社会风俗研究有:周清澍的《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宝音德力根的《释明代蒙古官称“阿哈剌忽知院”和“迭知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李漪云的《从俺答贡马表图卷窥视明代呼和浩特城风貌》(《内蒙古文物古迹散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肖瑞玲的《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李艳洁的《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状况及生态环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珠飒的《清代以前中原内地人口进入北方草原的原因及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杨选第的《十六世纪下半叶丰州川汉族移民的迁入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陈烨的《黄教传入蒙古的社会文化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胡钟达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创刊号),薄音湖的《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从板升到库库河屯的建立》(《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曹永年的《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漪云的《大板升城考》(《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对土默特地区的城市作了研究。

5.法律研究

有奇格的《阿拉坦汗法典》(《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图们汗法典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阿勒坦汗宗教法规述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特木尔宝力道的《浅论〈卫拉特法典〉中的蒙古诉讼制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卫拉特法典〉中蒙古族婚姻制度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年第3期),孟·斯·乌力古的《〈阿拉坦汗法典〉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1期)等。

6.人物研究

有曹永年的《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也先与大元——也先王号、年号和汗号的考察》(《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敖登的《论也先汗》(《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关于达延汗》(《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额尔德木图的《达延汗巴图孟克与中世纪蒙古复兴》(《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斯琴巴雅尔的《巴尔斯博罗特与蒙古右翼三万户的强盛》(《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敖登的《评阿拉坦汗》(《白室集——14~17世纪蒙古史研究》蒙文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年出版)、《关于阿拉坦汗历史作用评价的问题》(《蒙古史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荣丽贞的《略述阿拉坦汗》(《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李勤奎的《毕生致力于蒙汉民族团结的三娘子》(《昭乌达民族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珠荣嘎的《三娘子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图·达尔玛巴斯尔的《对俺答汗钟根哈敦系卫拉特人之说的几点质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纳古单夫的《论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汗》(《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贡嘎宁布的《关于林丹汗时期蒙古社会的主要矛盾》(《昭乌达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希都日古的《明朝、后金、蒙古三方鼎峙中的林丹汗》(《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3期),乌云毕力格《关于绰克图台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薄音湖的《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达延汗与满都海哈屯、俺答汗与三娘子作了考述。

五、清代蒙古史研究

著作有乌云毕力格等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留金锁等的《蒙古族通史》清代部分(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1.清朝对蒙政策与民族关系研究

清朝对蒙政策研究有:刘毅政的《清太宗统一漠南蒙古的政策及其意义》(《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陈安丽的《康熙对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论康熙对蒙古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卢明辉的《略析清代前期治理蒙古的几项重要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哈斯达赖的《清封禁蒙古的几个不同层次及其目的》(《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苏德毕力格的《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筹划设省》(《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谈清朝改变对蒙古传统政策的内因》(《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3期)、《论晚清边疆地区建省方略》(《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2年第4期)、《清朝传统治边政策转变的经济原因及其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清朝的政策与蒙古的衰落》(《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2年第3期),苏德的《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黑龙的《试述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清朝“蒙禁”政策没有被贯彻之因》(《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3期)。

民族关系研究有:宝日吉根的《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蒙林的《清太祖时期的满蒙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金启孮的《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漠南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齐木德道尔吉的《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苏德的《清代前期民族关系探述——以清政府与蒙、藏、新等民族地方的政治关系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蒙俄关系研究有:刘毅政的《清代呼伦贝尔边防与俄人越界交涉》(《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邢亦尘的《早期的蒙俄贸易及其影响》(《经济·社会》1989年第5期),卢明辉的《清代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及其对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下)(《经济·社会》1989年第1、2期),白拉都格其的《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2.部落与盟旗制度研究

卫拉特部研究有:金峰等的《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论中期卫拉特联盟》(《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曹永年的《关于卫拉特融化于蒙古问题》(《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那木斯来的《17世纪前半叶卫拉特历史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0年第3期)。

喀尔喀部研究有:齐木德道尔吉的《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林丹汗之后的外喀尔喀哈撒玛谛车臣汗》(《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2期),潘梅花的《图蒙肯家族及赛音诺颜部的设立》(《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2期)。

和硕特部研究有:乌云毕力格的《和硕特的起源与名称》(《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和硕特汗廷的建立过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和硕特部西北游牧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拉藏汗与和硕特汗廷的命运》(《西北史地》1989年第2期)、《略论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统治》(《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论和硕特汗廷在青海的统治体制》(《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专著《和硕特史纲》(蒙文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漠南蒙古诸部研究有:胡日查的《论与阿巴嘎部历史有关的若干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年第1期)、《关于科尔沁部封建主统治锡伯部的某些历史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6年第3期),包国庆的《敖汉、奈曼归爱新国始末》(《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齐木德道尔吉的《四子部落迁徙考》(《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与西土默特历史相关的几份档案》(《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都兴智的《巴尔虎蒙古源流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那顺乌力吉的《呼伦贝尔厄鲁特之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等。

盟旗制度研究有:纳古单夫的《内蒙古札萨克旗制概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吴·乌力吉的《论清代盟旗制》(《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2年第2期),哈斯达赖的《清代内扎萨克十三旗首封扎萨克》(《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王玉海的《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内属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宝日吉根的《土默特扎萨克旗与喇嘛扎布》(《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清代的喀喇沁部与玛公旗——读史札记》(《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2期),王德胜的《居归化城之土默特辅国公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昭日格图等的《原卓索图盟辖区范围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4年第6期),杨选第的《论清朝对蒙古王公的议叙议处制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董格尔诺尔布的《乾隆年间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选译》(《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4期)等。周清澍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清代部分对漠南蒙古盟旗有详细的考述。

蒙古八旗研究有:赵琦的《试论后金时期蒙古八旗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明末清初的哈喇嗔与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张永江的《八旗蒙古任官初探》(《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八旗蒙古科举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八旗蒙古与清代的武科及翻译科考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蒙林的《绥远城驻防八旗考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满族研究》1995年第2期)、《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等。

3.清末蒙古新政与移民实边研究

蒙古新政研究有:邢亦尘的《略论清末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汪炳明的《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白拉都格其的《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与邢亦尘同志商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概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盛京时报〉报道清朝覆亡之际的蒙古王公》(上、下)(《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2、3期),何金山、特木尔巴根那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

蒙垦与移民实边研究有:卢明辉的《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清代内蒙古地区垦殖农业发展与土地关系的嬗变浅析》(《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陈育宁的《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邢亦尘的《关于蒙垦分期问题的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汪炳明的《是“放垦蒙地”还是“移民实边”》(《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呼格吉勒的《论清末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论清朝前期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土地的使用状况》(《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2年第1期)、《清代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2年第3期)、《清末新政和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7年第1期),苏德的《清末伊克昭盟郡王旗西界地亩禁闭案始末》(《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阿尔宾巴雅尔等伊盟王公对官垦的抵制》(《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天主教与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垦殖》(《中国天主教》2000年第2期),庄虔友的《清代内蒙古移民概述》(《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2期),呼格吉勒、李晓霞的《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政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珠飒的《清代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社会与经济、战争研究

社会经济研究有: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研究了外藩蒙古王公在清廷的任职情况。王玉海的《清代喀喇沁地区的土地租典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清代喀喇沁的农业发展和土地关系》(《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的形成和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清代热河蒙旗的地契及其所反映的租佃关系》(《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地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清代内蒙古东部蒙旗开垦中的揽头》(《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蒙汉民族矛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村落的规模和布局》(《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清代内蒙古东部阶级矛盾的多方位考察》(《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对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村社会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出版专著《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变》(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张永江、叶雪冬的《清季科布多塔城地区借地问题》(《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吴·乌力吉的《清代科尔沁等蒙古地区的农牧业经济》(《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云慧群的《清代土默特地区的农业发展和蒙汉民族关系的加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张植华的《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陶继波的《晚清河套地商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杨选第的《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官田租赋征收概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肖瑞玲的《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赵之恒的《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清代前期的封禁政策与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资源环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于志勇的《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荒政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浅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吴彤、包红梅的《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对内蒙古地区的土地使用、灾荒、环境等做了研究。邢亦尘的《清代蒙古游牧经济浅议》(《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清代察哈尔马政》(《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清代内蒙古的盐政》(《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清代后期内蒙古矿政》(《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乌力吉图的《论清代“楚勒罕”制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吕文利的《清末放垦对内蒙古畜牧业的负面影响》(《内蒙古畜牧科学》2002年第4期),包玉山的《蒙古族古代草牧场产权制度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安丽的《清代太仆寺左右翼牧厂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胡日查的《清代呼和浩特寺庙财产及其管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卜万恒的《清代呼和浩特地区手工业》(《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杨选第的《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工商杂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赵相璧的《略谈清代归化城的牲畜贸易》(《经济·社会》1990年第1期)、《略谈清代蒙古地区邮政电信业的兴办》(《经济·社会》1990年第6期),蒙林的《绥远城城工始建时间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乌云格日勒的《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等,对内蒙古地区的牧业、工矿商业及城市建设等进行了研究。包文汉的《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探讨了汉文化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卢明辉的《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对蒙古地区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刘毅政的《清末咸同年间蒙古族人民的反封建起义》(《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1期)、《丹丕尔抗垦起义始末》(《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苏德毕力格的《关于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的抗垦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关于伊克昭盟郡王旗的抗垦斗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6年第1期)、《乌兰察布盟王公扎萨克对官垦的联合抵制》(《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2期)、《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对伊克昭盟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的伊克昭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关于1900年蒙古西部蒙旗反洋教事件》(《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3期),莎茹拉、苏德的《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等,揭示了蒙古族地区的社会矛盾与人民斗争。

军事战争研究有:包玉青的《清政府对蒙古实施的军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4年第3期),宋立恒的《科尔沁蒙古在清初的军事贡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洪用斌的《试论乌兰布通战争的结局》(《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齐木德道尔吉的《昭莫多之战以后的噶尔丹》(《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康熙之路——记康熙首次亲征噶尔丹》(《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才吾加甫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征战的性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3期)。

5.法律研究

乌力吉陶克陶的《清朝对蒙古的立法概述》(《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杨选第、刘海滨的《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杨选第的《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旭仁花的《清代蒙古地区的法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4期),特木尔宝力道的《浅论〈卫拉特法典〉中的蒙古诉讼制度》(《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2期)、《从〈卫拉特法典〉看17世纪蒙古族婚姻家庭制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奇格的《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留金锁的《论蒙古人的婚姻法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何金山、关其戈的《论古代蒙古罚畜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奇格等的《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等。

6.人物研究

噶尔丹研究有:那木斯来的《噶尔丹博硕克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植华的《略论噶尔丹》(《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刘毅政的《民族英雄,千古流芳》(《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哲布尊丹巴研究有:胡日查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要事实记》(《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1期)。

僧格林沁研究有:张瑞萍的《僧格林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将领》(《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白拉都格其的《僧格林沁等蒙古王公的出生日期问题——兼谈忌讳生日的蒙古族旧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色音勿力吉的《论僧格林沁的忠君与爱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裕谦研究有:宝力格的《裕谦思想简论》(《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张瑞萍的《裕谦》(《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

其他蒙古族历史人物研究有:史筠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戴其芳、张瑞萍的《论锡良》(《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哈斯达赖的《关于青衮杂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明月的《近代蒙古族状元崇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宝力格的《罗布桑却丹思想概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齐百顺的《乌里雅苏台蒙古参赞大臣锦王勒多尔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布仁门德的《近代蒙古族无神论思想家——尹湛纳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苏德毕力格的《清代伊克昭盟末任盟长阿尔彬巴雅尔》(《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等文章对其他蒙古族历史人物作了相关研究。

六、近现代蒙古史研究

专著有:《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其近代部分是自治区学者完成的。还有特布信、郝维民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卢明辉的《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郝维民等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呼和浩特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百年风云内蒙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浩帆的《内蒙古蒙古民族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铎等的《当代内蒙古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厉春鹏、徐占江的《诺门罕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萨·那日松的《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卷)(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卢明辉等的《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卢明辉、刘衍坤的《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邢亦尘的《漠南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刘海源等的《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白拉都格其等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德勒格、乌云高娃的《内蒙古喇嘛教近现代史》(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乌嫩齐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自治区畜牧业厅编的《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巴音图、胡格的《“八一一”格根庙武装起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巴音图、张成业的《蒙古族近代战争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阿拉腾达来的《日本与内蒙古》(蒙文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金海的《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乌云格日勒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苏德毕力格的《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

1.政治与司法研究

在该领域,主要围绕帝国主义侵略蒙古地区史,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期蒙古族及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对蒙古政策,蒙古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革命史,蒙古地区行政和司法制度的变迁等内容展开了研究。其中有戴学稷的《19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敖腾毕力格的《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黄时鉴等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刘毅政的《太平天国时期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反封建起义》(《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郝维民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试论内蒙古革命的道路》(《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地区的“民族运动”》(《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乌兰少布的《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从宁夏与阿拉善纠纷看近代内蒙的省旗矛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王德胜的《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金海的《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民国时期伊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伪满时期东蒙古盟旗制度的演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1期)、《日本统治时期的内蒙古盟旗制度》(《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伪满时期东蒙古盟旗制度的演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裴小燕的《内蒙古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实探》(《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4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忒莫勒的《1916年冬察哈尔驱剿巴布扎布残匪始末》(《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民国元年昭乌达盟扎鲁特左旗事变研究》(《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8年第3期)、《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年第1期)、明月的《沙俄策划下的乌泰东蒙古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德王发动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起因、本质和结果》(《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宋雅岚的《试论绥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方面的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特殊性》(《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绥远抗战再研究——绥远抗战及其经验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赵敏的《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的民族运动》(《蒙古史研究》第4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阿拉腾达赖、阿拉腾松布尔的《关于1930年蒙古会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甘旭岚的《华北敌后抗战全局与大青山根据地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刘忠和、阎勤的《再论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起因》(《阴山学刊》2002年第2期),乌力吉陶克陶的《〈蒙古待遇条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4年第5期)、《辛亥革命之际内蒙古王公动向——以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王公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3年第1期)、《近代蒙古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李玉伟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庆格勒图的《内蒙古东部区的土地改革》(《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绥远地区解决“旗县并存,蒙汉分治”问题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逐步实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试论内蒙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以上论文对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2.经济与社会研究

在该领域主要围绕近代蒙古地区经济社会的变迁,清朝、民国政府在蒙古地区的放垦,近代蒙古地区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殖民地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发表的主要成果有:沈斌华的《近代内蒙古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汪炳明的《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卢明辉的《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阿拉腾达来的《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的放垦》(《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9年第3期),何金山的《试论蒙古地区的旅蒙商贸易》(《论文选集(1990)》,内蒙古社会科学院,1991年编印),邢亦尘的《试析旅蒙商业的宏观经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王龙耿的《论解放前内蒙古地区洋教堂大土地占有制》(《内蒙古文史》1982年第1期)、《伪蒙疆时期(1937~1945)经济的殖民地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牛敬忠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忒莫勒的《伪蒙兴安省蒙古厚生会》(《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敖拉《对内蒙古东部区垦荒研究之初探》(《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社会研究有:金海的《1931~1945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近代喇嘛教与蒙古地区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庆格勒图的《建国初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禁烟禁毒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建国初期绥远地区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吴彤、包红梅的《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朝格满都拉的《试论清代哲里木盟十旗努图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6期),赵复兴的《解放前蒙古族的婚姻和家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3.人物研究

在这方面主要对有作为的蒙古封建王公、历史上扮演正反不同角色的重要人物、有代表性的文化和科技人物进行了研究。主要论著有:宝力格的《贡桑诺尔布思想述评》(《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辛亥革命与贡桑诺尔布》(《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明月的《贡王与喀喇沁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宿梓枢、邢亦尘的《僧格林沁纪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卢明辉的《嘎达梅林传记》(《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陶克陶胡》(《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卢明辉等的《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巴拉吉尼玛、张继霞的《蒙古族科学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纳古单夫、乃林高夫的《特睦格图传》(蒙文版,内蒙古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内蒙古英烈传》(第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郝玉峰的《乌兰夫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树盛、郝玉峰主编的《乌兰夫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内蒙古乌兰夫研究会编的《乌兰夫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赵相璧的《锡尼喇嘛事略》(《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述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乌丹古鲁格的《蒙古族近代名人录》(蒙文版,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瑞萍主编的《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宋雅岚的《达理札雅述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波年第达尔罕的《哈斯宝生平研究》(蒙文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乌嫩齐主编的《一代英豪——建党初期的蒙古族共产党员》(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满都乎、多兰的《罗布桑却丹研究》(蒙文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克·莫日根的《克兴额——一个科尔沁蒙古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朝·都古尔扎布的《扎·达木丁苏荣》(蒙文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额·额尔沁巴图》(蒙文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此外,忒莫勒的《克兴额考辨》(《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4期)对民国时期科尔沁人克兴额和喀喇沁人克兴额作了分辨。

七、蒙古族历史文献研究

1.《蒙古秘史》研究

被学界广泛而长期研究的蒙古族历史文献是《蒙古秘史》。自治区学者从民国初期就开始对《蒙古秘史》进行研究、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等工作。1917年,成德公用蒙文翻译了《蒙古秘史》(叶德辉本)。20世纪40年代,都嘎尔扎布、布和贺什格、金永昌、贺什格巴图等对《蒙古秘史》或翻译改写,或仿制原文,刊行了各自的版本。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继续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出版了关于《蒙古秘史》的各种论著,主要有: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巴雅尔国际音标注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亦邻真畏吾体蒙文复原本《元朝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华赛·都嘎尔扎布的《蒙古秘史校注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年出版),满昌蒙文复原本《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其中,《〈蒙古秘史〉词汇选释》是一部研究《蒙古秘史》词汇的专著,通过与突厥语系的比较考察或探索现代各种方言等,对《蒙古秘史》中历来未能解读的词汇进行了解释,并提出许多创见。巴雅尔三卷本《蒙古秘史》所附《注音字典目录》,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甄金的《蒙古秘史汉译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巴雅尔的《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亦邻真的《〈元朝秘史〉的流传与价值》(《蒙文知识》1985年第3期)等。

进入21世纪后,《蒙古秘史》研究继续受到学者关注。栗林均、确精扎布的《〈元朝秘史〉蒙古语全单语、尾语索引》(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仙台,2001年出版)内容丰富,是一部研究《蒙古秘史》的语言工具书。余大钧的《蒙古秘史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由译注者序《蒙古民族的瑰宝——〈蒙古秘史〉》和译文、注释等构成。双福的《〈蒙古秘史〉还原及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由回鹘式蒙古文还原,拉丁文转写、注释及《蒙古秘史》15卷和12卷本对照表等内容构成。此外还有松布尔、苏雅拉达赉刊行的《贺什格巴图译〈元朝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特·官布扎布和阿斯钢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2.《蒙古源流》研究

对萨冈·彻辰所著《蒙古源流》的研究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的。1962年,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编印了《〈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纪念会文件汇编》。同年,墨尔根巴特尔搜集并作“绪言”,出版了从鄂尔多斯发现的阿剌黑·苏勒德本《蒙古源流》。1980年,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合写《〈蒙古源流〉初探》一文,对《蒙古源流》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对史料来源的探讨有独到之处。道润梯步的《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对清代汉译本误译多所纠正。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一部对此前《蒙古源流》研究的一项总结性研究成果。

3.其他蒙古文编年史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学者对《白史》、《阿勒坦汗传》、《大黄史》、《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的《黄金史》、《阿萨拉克齐史》、《恒河之流》、《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金轮千辐》、《水晶念珠》、《金鬘》、《宝贝念珠》和《水晶鉴》等的各种抄本、刊本进行了校勘整理和研究。

综合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留金锁的《13~17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包文汉、乔吉合编的《蒙文历史文献概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乔吉的系列文章《蒙文历史文献要览》较系统地介绍了明清时期十余部重要的蒙古文文献,《蒙古历史文献版本类型与系统》(《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对蒙文历史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探讨,提出了蒙文历史文献版本研究类型及系统的研究方法。

留金锁的《十善福白史》校注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以最接近原本的古老抄本为底本,以其他7种抄本为参校本,进行校勘的校勘本。珠荣嘎校注的《阿勒坦汗传》(蒙文版,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汉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利用各种文字文献资料,对《阿勒坦汗传》进行十分详细的考释,尤其对书中有关蒙明关系和蒙藏关系的人物、历史事件和地名等的考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呼和温都尔校勘出版康熙年间《蒙古源流》(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抄本,乔吉校勘出版乾隆年间《金轮千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抄本和嘉庆年间《金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及蒙古文《八思巴喇嘛传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木刻本等,都以最佳抄本为底本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乔吉校注的《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黄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及《黄金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留金锁校注的《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水晶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乌力吉图校注的《大黄册》(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朱风、贾敬颜校勘汉译的《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呼和温都尔的《水晶念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金峰、巴岱、额尔德尼校注的《卫拉特历史文献》(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出版),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罗密所著《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色·道尔吉的《黄金史注释》(蒙古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巴·巴根校注的《阿萨拉克齐史》(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戈拉登的《宝贝念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拉西彭楚克的《水晶念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敖?达日玛巴斯尔的《〈转轮王俺答汗传〉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乌力吉图汉译《大黄册》对蒙古文编年史的汉译作了有益的探索。格·拉西色楞的《明慧宝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部蒙汉梵藏合璧佛教词典,对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论文主要有:乔吉的《衮布扎布及其〈恒河之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金轮千辐〉及其史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年第4期)、《〈黄金史纲〉的研究和版本》(《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和《(金鬘)作者“纳塔老翁”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0年第3期),奇格的《一部珍贵的古代蒙古法律文献——阿拉坦汗法典》(《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鲍音的《白史松州考释》(《内蒙古社联》1990年第2期)一文,对《白史》的书名、成书年代及所谓“松州”城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乔吉的《有关拉西彭楚克生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和《新发现的拉西彭楚克史著》(德国《思想与效果》,威斯巴登,1989年),对拉西彭楚克生平及其家族和创作活动等提供了一些新史料。

学者们除了对历史文献作不同版本的校勘外,还作了大量有关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方面的注释。其中,道润梯步、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珠荣嘎、留金锁、乔吉等人的校注受到国际上有关学者的关注。

4.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出版),金峰主编了《呼和浩特市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出版)。两部档案文献的先后出版,标志着内蒙古学者开始对蒙古历史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前者辑录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重要档案文献,后者主要收录了呼和浩特及土默特地区的有关历史文献,同时还包括了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即清代绥远城将军所辖各盟旗范围内的文献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清代及民国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档案馆合编的《清内秘书院蒙文档案汇编》(共7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2004年出版),将所有“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簿”,共33册,约计两千余件,编辑成册出版。该《档案汇编》反映的主要内容为,崇德元年(1636年)至康熙九年(1670年),清王朝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清王朝对以上地区的统治政策和当时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等。另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蒙古林丹汗政权的机构设置、职官名称以及宗教习俗方面内容。该书是一部大型蒙古文历史档案汇编,其辑人的蒙古文档案,绝大部分属首次公布,它的编辑出版,为蒙古史、边疆史、民族关系史和清史研究提供了可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八、北方民族史研究

1.综合性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史学工作者以对匈奴族历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为起点,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历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著作,叙述了曾经活动在今天中国北方地区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如东胡、匈奴、林胡、楼烦、乌桓、鲜卑、丁零、月氏、乌孙、鲜卑、拓跋鲜卑、柔然、敕勒、突厥、薛延陀、回鹘、黯嘎斯、吐谷浑、秣鞘、契丹、女真、党项等的历史状况,对在北方或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民族分别作了概括性介绍。此著由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学者合作撰写,是内蒙古史学工作者对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它标志着内蒙古的北方民族史研究逐步进入了系统化、纵深化发展时期。1979年1月,该书再版,内容略有增加。

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是自治区重点学科的研究成果。

林幹主编的《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涉及活动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版图内的几乎所有古代北方民族的10个专题。其中,林幹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提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广义上应包括匈奴系统、突厥系统、东胡系统、肃慎系统、西域各族,从狭义上则包括匈奴、突厥、东胡三大系统,回顾和展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状况,并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阐述了较为全面的意见;叶新民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述了匈奴、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族等著名人物。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也都较多地涉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以及古代北方地区的历史情况。

王叔磐主编的《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内容涉及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诸多方面的内容。

林幹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综合论述北方古代民族三大系统——匈奴族系、突厥族系、东胡族系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等状况,三大族系与中原王朝和西方的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和大漠南北的交通等问题;《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出版)集中了作者先前《匈奴通史》、《突厥史》、《东胡史》的精华,全面介绍了20世纪及其以前数百年间国外对匈奴、突厥、蒙古三大民族的研究状况,广泛涉及欧洲、美国、日本、蒙古及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

林幹、王雄、白拉都格其主编的《内蒙古民族团结史》(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从民族交流与团结的视角总结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关系。乔吉、马永真主编的《内蒙古旅游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内蒙古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这一历史特色为主,展现了内蒙古各民族历史文化。孟广耀、王龙耿在《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二章“历史人口状况”中,运用历史人口学、民族学等研究手段,整理出关于内蒙古古代历史上北方各族以及汉族的人口情况。对有代表性的民族的人口,如鬼方人口、匈奴人口、乌桓人口、鲜卑人口、蒙古族人口以及各民族人口的总数进行了细致的推算。这一成果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为今后北方各族人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林幹的《建国三十五年来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系统介绍中国1949年以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状况,提出从五个方面加强这一学科建设的意见。

综合性研究论文主要有:王大方的《先秦两汉时期北方各族人民对内蒙古历史发展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阴山白道述论》(《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舒振邦的《胡服骑射与我国北方民族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何天明的《关于评价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中历史人物的若干问题》(《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出版),林幹的《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曹永年的《内蒙古历史溯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张久和的《战国时代燕、赵、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李逸友的《呼和浩特地区古代农耕文明概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黄雪寅的《内蒙古草原民族与北方长城地带各民族的关系》(《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白音查干的《长城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长城与汉匈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战国时期燕、赵、秦长城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等。

除上述外,布赫等主编的《内蒙古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有比较全面的古代北方民族史条目。

2.族别史研究

匈奴史研究  综合研究方面,林幹的《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匈奴族历史的专著,对匈奴族的形成、匈奴社会经济状况、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和路线等作了研究。林幹主编的《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都是研究匈奴历史较好的参考资料。舒顺林参加撰写由张碧波、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一章匈奴文化,这是内蒙古学者中较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匈奴族文化的成果。

关于族源、族属研究,陆思贤的《匈奴族名原义探源》(《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林幹的《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舒顺林的《“匈奴故地”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舒振邦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阿尔丁夫的《匈奴种属考——就匈奴人种问题同林幹先生商榷之一》(《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乌其拉图的《匈奴人语言所属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部分匈奴语词之复原考释——再探匈奴人语言所属》(《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论文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匈奴的族源和族属。

关于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研究,曹永年的《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光明日报》1963年4月10日),林幹的《东汉以前的匈奴族》(《历史教学》1980年第9期),白凤歧的《试论匈奴与西域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阿尔丁夫的《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义问题——同林幹教授商榷》(《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3期)、《关于“闻瓯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及其他:与林幹教授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马利清的《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王庆宪的《匈奴盛时其境内非匈奴人口的构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从平城之役看匈奴冒顿单于的“诱兵”之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成史章的《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内外政策的变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晓克的《论匈奴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的先驱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王大方的《汉武帝阴山之役和朔方、五原郡的屯垦开发》(《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张郁的《汉朔方郡河外五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王庆宪的《匈奴驻牧时期我国北方的森林分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匈奴史事与北方森林植被》(《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均论述了与匈奴族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关于中原政权与匈奴关系研究,主要有林幹的《秦汉时期的汉匈关系、贸易和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7年第1期),白音查干的《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阿其图的《“马邑之谋”与汉武帝开置郡国的西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王庆宪的《西汉遣往匈奴、乌孙的和亲使者》(《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匈汉争夺中活跃在西域的三位汉家公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刘邦从匈奴包围圈中脱出的必然与偶然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肖瑞玲的《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

此外,林幹的《北匈奴西迁考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首次考察了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和路线。舒顺林的《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北匈奴西迁的原因是匈奴与汉朝“对立”、“为敌”等观点提出异议,从正面论证了北匈奴西迁并非出自本意,而是汉朝统治者中有人推行穷兵黩武以夷制夷政策所致。

东胡、乌桓、鲜卑、柔然族历史研究  林幹的《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以东胡族兴起为始,涉及与东胡有关的乌桓、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西部鲜卑、柔然、吐谷浑、契丹、黑契丹、库莫系、蒙兀室韦、鞑靼等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族之间的渊源关系等问题。林幹、再思的《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集中了林幹先生在东胡、乌桓、鲜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米文平的《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汇集了作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以鲜卑民族为例,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方法,对森林民族的童年时代、社会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宗教形态、怎样从森林走向草原等问题作了研究。张碧波、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乌桓与鲜卑文化部分,由陈志贵、米文平撰写。

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从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之间的关系,否定了匈奴与蒙古同源的观点,认为形成蒙古民族核心部落是东胡后裔室韦——鞑靼人。林幹的《东胡早期历史初探》(《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根据考古发掘,考订了东胡在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击破以前的历史和活动范围。此外,相关论文还有吉发习、丁学芸的《护乌桓校尉及其他》(《实践》1979年第8期),林幹的《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乌桓社会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何天明的《两汉皇朝解决北方民族事务的统制机构——“护乌桓校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乌桓族社会经济及其南徙》(《前沿》1994年第3期),王庆宪的《早期乌桓社会经济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再思的《早期东胡“货币小议”》(《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7年第3、4期),米文平的《平洋墓葬为乌丸遗迹论》(《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等。

鲜卑史研究  陈志贵、米文平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从语言、饮食与居住、发式与服饰、婚姻与家庭、葬俗及其考古文化、儒学与伦理道德、宗教、教育与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阐述了以北魏为主的鲜卑文化特点。黄佩瑾的《论鲜卑拓跋部向封建制的转化》(《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舒顺林的《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何天明的《试论鲜卑族的迁徙及其社会进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3期),张久和的《鲜卑兴盛原因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等文论述了拓跋鲜卑的历史发展状况。王庆宪的系列论文《略论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拓跋焘巩固北魏政权的内外政策措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拓跋焘的用人之道及其统治时期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探讨了拓跋焘的为政之道。何天明的《内蒙古汉末魏晋时期若干问题探讨》(《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以汉末魏晋时期影响较大的鲜卑、拓跋鲜卑为线索,论证了内蒙古地区古代行政建置的重建是由拓跋鲜卑着手开展的。阿其图的《拓跋鲜卑南迁至复国的实质性变化探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鲜卑史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论文有:索秀芬的《内蒙古地区北魏城址》(《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李逸友的《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常谦的《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李兴盛、赵杰的《四子王旗土城子、城卜子古城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何天明的《北都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等。

孙危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对已发现的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墓葬进行分期、分区,对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族族源、迁徙、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与其他各族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做了分析与研究。李兴盛的《乌兰察布盟鲜卑墓葬综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就目前乌兰察布盟发现的七处墓葬年代做了简要分析。张景明、赵爱军的《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指出,金银器是上层贵族所拥有的奢侈品、工艺与纹饰布局较前代民族有进步,类别也有增多,处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金银器的继续发展阶段。黄雪寅的《鲜卑冠饰与中国古代冠帽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探讨了鲜卑族本土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情况。

另外,赵玉明的《源姓秃发鲜卑考》(《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叙述了今天生活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的三千多名鲜卑后裔“源”氏及其至今仍保存的《源氏大宗族谱》。

柔然族历史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二章,“柔然文化”(曹永年)论述了柔然族的源流、性质、经济特征、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联系、生活习俗、文化交流以及宗教等问题。曹永年的《柔然源于杂胡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答〈蒙古族源之新探〉商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探讨了柔然人族源。

契丹族、奚族历史研究  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落籍云南契丹人后裔的分布、职业、姓氏、族谱、词汇等作了考察,对元朝及其以后住在云南地区契丹人的基本情况,勾画出较为详细而系统的线条。邢复礼译的《契丹古代史研究》(日本爱宕松男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了解日本学者研究辽朝建立以前契丹族史的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亦邻真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各卷陆续出版)中,担任“辽夏金元史卷”的编审并撰稿。盖之庸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收录近20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墓志、石刻六十余方,并详细介绍和考释了20世纪以来在全国发现的辽代墓志、石刻文。何天明的《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要针对北、南面朝官系统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诸机构设立的原因、基本情况、职能、铨选和罢免原则等。

契丹族源研究有:田广林的《契丹源于杂胡,其主体族源为乌桓说》(《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认为契丹源于东汉末年以来东胡人的后裔乌桓、鲜卑与匈奴残余,是经重新整合而成的社会混合体,其主体族源当为乌桓余部。

政治制度、官制以及政权机构研究主要有:孟广耀的《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刘毅正的《试论辽代政权的封建化与汉族的关系》(《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1984年第1期),孟绍品的《试论辽朝宫廷政变频繁的原因》(《松州学刊》1987年第4期)。何天明的《辽代中书省若干问题探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其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试探契丹北枢密院的职能及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辽代汉人枢密院探讨》(《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讨》(《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等系列论文对辽代政权机构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研究辽代政权的文章还有孟凡云的《论辽代后权的双重性及齐天后失败的原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吴凤霞的《契丹世选制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刘春玲的《论汉人官僚集团在辽政权中的作用》(《阴山学刊》2002年第2期)等文章。

契丹(辽)人物研究主要有:余大钧的《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孟广耀的《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兼释他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何天明的《澶渊议和与王继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经济与风俗、文化研究有:孟广耀的《打草谷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张柏忠的《契丹人的闹市》(《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试论辽代牧场的分布与群牧管理》(《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马利清、张景明的《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齐晓光的《“镔铁”——契丹与辽王朝》(《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期)等文章论述了契丹、辽的经济发展。金启孮的《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李逸友的《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杜承武的《谈契丹小袖圆领衫为左衽》(《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任爱君的《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阿保机时代之契丹四楼考辨》(《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辽代契丹生活中“用筹决事”的习俗》(《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神速姑暨原始宗教对契丹建国的影响》(《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王月珽的《辽朝皇帝崇佛及其社会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项春松的《辽代财产刑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霍宇红的《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演变看辽皇陵建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田广林的《契丹髡发礼俗述略》(《北方文物》1998年第4期)、《契丹衣饰礼俗概观》(《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契丹体衣、手衣、足衣研究——契丹衣饰文化研究之三四》(《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契丹佩饰考述:契丹衣饰文化研究之四》(《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章就契丹、辽的文化、风俗进行了探讨。此外,任爱君还发表《中国古史发展中的“契丹现象”透视》(《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契丹(辽)钱币、金融研究主要有:乔晓梅的《契丹铸币上限议》(《内蒙古金融》1985年钱币增刊)、《试写辽钱辞解19条》(《内蒙古金融》1986年专刊),田广林的《契丹铸币上限考述》(《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再论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的确立》(《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周锦章、田广林的《草原丝路与契丹货币经济》(《内蒙古金融研究》1986年第10期),王刚的《辽代货币为何少》(《内蒙古金融研究》1997年第3、4期),杨继曾的《辽金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经济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1998年增刊第1期),张景明的《辽、西夏货币经济及其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1999年增刊第2期),何天明的《辽代年号钱刍议》(《内蒙古金融研究》1999年增刊第1期)、《从边境铜镜交易看辽代铁钱与钱币铸造》(《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马利清的《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的盛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

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主要有:田广林的《说契丹黑山》(《松州学刊》1987年第4期),项春松的《辽国交通、驿道及驿馆述略》(《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出版),张郁的《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出版)樊文礼的《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永志的《契丹族源地非“松漠之间”考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期),占·达木林斯荣的《辽祖州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曹峰的《辽代“丰州”刍议》(《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

契丹(辽)墓葬壁画研究有:李逸友的《论辽墓壁画的题材和内容》(《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出版),梁万龙的《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等。

奚族是唐代前后活动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奚族研究,因史料缺漏,谬误甚多,又十分零散,研究者涉足甚少。主要有:孟广耀的系列论文《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变迁考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试探唐朝前期与奚族的关系》(《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回纥羁属下的奚族》(《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安史之乱中的奚族》(《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等。

与契丹、奚族大致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还有一些小的部族或民族,如乌古、敌烈、术不姑等,孟广耀的研究对此有所涉足。

室韦、达怛历史研究  室韦、达怛史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室韦、达怛同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后唐、后周、北宋等中原政权以及北方草原的突厥、回纥、黠戛斯、沙陀、党项、吐谷浑、契丹、女真等族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活动的时间长,交往的部族多,在北方民族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研究室韦、达怛的历史,对于探索蒙古族族源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张久和对此专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河西地区的达怛》(《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黑车子的史实和相关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关于达怛的名称、族属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九姓达怛考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三十姓达怛与室韦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阴山达怛史迹钩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北朝至唐末五代室韦部落的构成和演替》(《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关于乌洛侯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室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关于室韦的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1期)、《室韦地理再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等。张久和还就相关研究资料及研究状况发表《室韦——达怛研究概况》(《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3期)《达怛史料概述》(《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1期),《室韦基本史料辨析》(《北方文物》1998年第4期)等文章。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总结了前人以及他本人的前期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室韦、达怛的历史状况。

突厥、回鹘族历史研究  突厥历史研究方面,林幹的《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突厥族历史的著作,系统论述了突厥族的族源、部族兴衰、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风俗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书内附有突厥可汗世系表、突厥文碑铭图片和突厥历史地图。林幹的《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收录了近六十余年间约一百余篇论文,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林幹的《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认为西突厥部族构成共包含21个部落,在关于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的社会原因、经济和政治原因方面表述了系统看法。论述突厥史的论文还有盖山林的《突厥人的信息》(《内蒙古日报》1981年2月1日),齐慧庆的《白道川里传佳话,汉突交欢写史篇》(《实践》1982年第3期),张文生、曹永年的《隋炀帝所幸启民可汗牙帐今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额尔德木图的《关于突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苏鲁格的《蒙古与突厥》(《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3期),何天明的《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探讨》(《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等。此外,张文生发表系列论文《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试述隋朝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关于突厥沙钵可汗迁居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唐初东突厥在内蒙古地区统辖体系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对突厥史进行了较全面研究。

回纥历史研究有:林幹、高自厚的《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利用文献、考古以及回纥语言文字资料,阐述回纥族的形成、回纥汗国的建立、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回纥的社会面貌、回纥的文化和习俗、回鹘的分裂和割据、喀喇汗王朝、西州回鹘、河西回鹘、蒙古西征后的畏吾、叶尔羌汗国、明代畏兀儿的社会经济文化、畏兀儿统一于清朝、清代(鸦片战争前)畏兀儿的社会等问题,并探讨了回纥族源、西迁等有争议的问题。

3.民族关系史研究

综合研究  卢明辉主编的《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入论文13篇,主要探讨了从先秦直至清代北方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是一部辑录内蒙古学者研究民族关系史成果较早的论文集。集体编著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叙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辛亥革命时期,地跨东北、华北、西北绵长广阔时空范围内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方面的第一部较系统全面的学术专著。吴金的《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涉及与民族关系密切的北方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几个有关的概念问题,认为生产生活的特殊环境决定着北方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文化的潜移与变迁过程,指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是南方、中原和北方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先秦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研究  林幹、马冀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描述了王昭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当时的汉匈关系。舒振邦的《我国古代北方诸族与中原华夏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论证先秦时期古代北方诸族与中原历代王朝源远流长的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联系,指出了中原华夏与北方诸族逐渐由接触往来乃至相互融化的历史实际。舒振邦的《秦之兴替与戎狄和胡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指出不仅秦之兴起和强盛得诸戎之力,同时秦之衰亡与称之日胡的匈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对秦的文化渊源以及族源提出了看法。朱葆珊就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等问题发表系列文章:《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和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和作用——兼评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内蒙古日报》1961年10月25日)、《论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的历史作用——与林幹、舒振邦同志商榷》(《内蒙古日报》1962年4月3日)、《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林幹的《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7日),舒振邦的《对林幹同志“论昭君出塞”几点意见的商榷》(《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24日),《内蒙古日报》编者《关于王昭君问题和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讨论小结》(《内蒙古日报》1963年2月12日)等。何天明的《试论东汉王朝与鲜卑族的关系》(《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3期)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探讨了双方的关系。此外,何天明还有《两汉北方重要建制“度辽将军”探讨》(《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等文章。晓克的《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则勾勒了这一时期汉匈关系的演变线索。阿尔丁夫的《蔡文姬在匈奴的身份是“奴隶”么》(《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考证了蔡文姬的身份。

先秦两汉之后民族关系  研究曹永年、周增义的《淝水之战的性质和处理历史上民族与疆域的“准则”——与孙祚民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探讨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张久和的《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3期)描述了3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双方关系,认为双方既有攻伐侵扰,又有和平相处。何天明的《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及历史作用》(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肯定了契丹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主人公地位。马利清的《契丹与渤海关系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论证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绝不是因为“世仇”,而是为征服中原清除障碍,渤海与契丹原本还算友好的关系成了契丹扩张野心的牺牲品。

 

相关阅读: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