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5-12-05 18:12:21    来源：《鄂尔多斯日报》2025年11月27日第7版

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几字弯”腹地，北依阴山、南抵黄土高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天然的交汇地带。汉代时期，鄂尔多斯的战略地位与文化价值凸显，该时期出土的壁画，以鲜活的图像遗存，为研究当时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三交”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印证汉代鄂尔多斯多民族杂居、农牧互补、文化交融的史实，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直观图像佐证。

一、壁画的发现与题材分类

鄂尔多斯地区已确认多座汉代墓葬，其中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乌审旗巴日松古敖包汉墓、鄂托克旗米兰壕汉墓保存有清晰壁画遗存，经考古断代，年代范围为新莽时期至东汉晚期。

（一）壁画的发现概况

凤凰山汉墓，位于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凤凰山阳坡，1号墓为砂岩开凿的斜坡式墓道单室洞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和耳室组成，墓室四壁及墓顶绘有10余幅完整壁画。壁画以石青、土红、土黄、赭石、朱砂等矿物颜料绘制，构图有单独成幅、分层分栏式横幅、全景式等，绘制时先以浓墨勾边定区域，再用墨线勾勒轮廓，平涂填彩并运用渲染技法。

巴日松古敖包汉墓，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东北约20千米处，为包含300余座墓葬的群落，其中M1和M2壁画清晰可辨。壁画采用石青、石绿、土黄等矿物颜料，多用连续性、长卷式构图，内容涵盖日月星辰、龙凤祥瑞、车舆行进、宴饮乐舞等，既反映墓主人羽化升天的夙愿，也展现其生前生活情景。

米兰壕汉墓，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东南约2公里，是鄂尔多斯地区壁画数量最多的汉代壁画墓地。1996年至2012年抢救性清理发掘近60座墓葬，其中6座为壁画墓，均开凿于红色砂岩中，为长斜坡式墓道小型洞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墓室四壁及顶部均绘有壁画，采用分层分栏、长卷式、全景式等构图，沿用同类矿物颜料绘制。

（二）壁画题材分类

1.生活场景类：涵盖墓主日常活动与社交场景，如凤凰山汉墓的庭院庄园、宴饮乐舞，巴日松古敖包汉墓的车舆行进、郊游、妇人倚门，米兰壕汉墓的庭院图、宴饮百戏图等，直观呈现墓主生前生活状态。

2.农牧生产类：包括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活动，具体有凤凰山汉墓的群山放牧、牛耕图，巴日松古敖包汉墓的草原风光，米兰壕汉墓的飞骑围猎、群山放牧、牛耕、锄禾等图景，反映鄂尔多斯农牧并存的经济形态。

3.文化风俗类：涉及文化、艺术与信仰相关场景，如巴日松古敖包汉墓的抚琴、舞蹈、历史故事，米兰壕汉墓的楼台射弋图，以及各墓中祭祀、出行相关仪轨画面，体现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交融。

4.天文神灵类：以神话与天文意象为主，包括凤凰山汉墓墓顶的星象、云气、月亮蟾蜍图，巴日松古敖包汉墓顶部的龙凤、星象、祥瑞兽禽、驭龙升天图，米兰壕汉墓的神兽、神仙人物、星象、云气图。

5.武器陈设类：展现军事与防御相关元素，如凤凰山汉墓、巴日松古敖包汉墓均有的武库图。

6.其他装饰花纹类：以辅助装饰图案为主，如巴日松古敖包汉墓的花草祥瑞装饰，米兰壕汉墓的祥瑞花草、瑞兽珍禽等，多作为画面边框或空白处填充元素。

二、壁画中的民族“三交”图景

（一）民族形象的多元共存

鄂尔多斯汉墓壁画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形象特征鲜明，首服发型与服装样式的差异与同框，印证了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状态。

汉代中原汉族首服体系成熟，有冠、巾、帽、帻等类别，礼仪等级规范严格；发型上女性多梳堕马髻、高髻等，男性多束发戴冠或巾。而游牧民族首服则以宽折檐高顶帽为典型，部分侧插翎羽，发型多为两颊垂发或一侧垂辫，未循汉族束发习俗，这种设计既便于遮挡风沙，也适应骑射活动需求。

凤凰山M1墓门框两侧的侍从、巴日松古敖包M2壁画中跪坐的五人，均头戴宽檐高尖帽、两颊垂发，米兰壕M19壁画人物两鬓垂发，这些特征与和林格尔汉墓护乌桓校尉出行图中乌桓侍从头戴尖顶毡帽、垂发未束的形象高度契合，成为汉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标识。

服装方面，东汉汉族常服有袍、襜褕、深衣等，注重礼仪规范，男子闲居宴饮多穿袍，女子多穿深衣，端庄典雅。游牧民族服饰则以窄袖短衣、长裤为主，腰间束革带，可悬挂刀具、箭囊等物品，适配骑射与游牧生活。凤凰山汉墓门侍、巴日松古敖包M1楼阁侍佣身着宽袍，米兰壕M27围猎图中男子身穿窄袖短衣、长裤，和林格尔汉墓乐舞百戏图中汉族官吏的长袍与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同现一幅画面，清晰呈现出不同族群的服饰特征与杂居状态。

（二）农牧经济的互补共生

壁画中的放牧图与牛耕图相互映衬，直观反映出汉代鄂尔多斯农牧经济的互补关系，以及生产技术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传播。

巴日松古敖包M1的山林牧马图，展现了游牧民族的典型生产场景，马作为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牲畜，其形象的出现是当时游牧经济的真实写照。而巴日松古敖包M1和米兰壕2015EMM1壁画中的牛耕图，则见证了中原农耕技术在鄂尔多斯的传播与应用，画面中先进的铁犁耕作技术，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田与牧场相邻的布局，不仅印证了鄂尔多斯农牧并存的经济形态，更揭示了农牧经济的贸易关联，说明汉代北方边疆的经济交融已从“并存”向“互通有无”深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交流，促进了当地农业与畜牧业的共同发展，让不同民族在生产实践中相互学习协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三）生活场景的深度交融

壁画中的宴饮图与乐舞图，集中呈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与社交领域的深度交融，勾勒出和谐共处的生活图景。

凤凰山汉墓的宴饮图中，各族民众围坐桌前，桌上摆放食物与酒器，汉族人物身着宽袍大袖、遵循礼仪规范，游牧民族身着特色服饰、尽显草原风情，众人相互敬酒、谈笑风生，氛围和谐融洽。米兰壕2015EMM1楼阁乐舞图中，粉墙黛瓦的庭院建筑尽显庄园风格，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各司其职、和而不同，反映出多民族杂居协作、相互依存的生活状态。

三、民族“三交”的深层动因

（一）历史背景：

西汉初期，匈奴时常侵扰边境，鄂尔多斯作为汉匈交界的“农牧过渡带”，成为双方争夺的“必争资源带”。汉朝初期采取和亲政策，以嫁女、赠物换取和平，并开放“关市”，使鄂尔多斯成为汉匈物资交换的“前沿阵地”。准格尔旗西沟畔M2匈奴贵族墓中，既出土游牧民族式金冠、铜刀，又伴出汉式铜镜、玉璧，是当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实物证据。

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改防御为主动出击。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地区重归西汉，匈奴势力逐渐削弱。西汉晚期，匈奴内部分裂，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公元前33年汉元帝嫁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进一步加强汉匈政治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

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后被安置于河套，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其政治经济中心，南匈奴逐渐从事农业、与汉族通婚。同时，乌桓、鲜卑、羌等部族相继迁入，与汉族、匈奴交错分布，形成多元融合的氛围。

（二）政治背景：

郡县制的设立，是汉朝加强对鄂尔多斯统治的重要举措。西汉沿袭秦制，在该地区设置朔方郡、五原郡、西河郡、上郡等，共有属县85个。郡县制的实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的行政管理，使汉族与游牧民族受统一法律和政策约束，规范了民族关系，减少了冲突。同时，郡县的设置为民族交往提供了平台，各族民众在政治事务中相互参与，促进了政治文化的交流与协同发展。

（三）经济背景：农牧互补提供物质支撑

鄂尔多斯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既适合发展农业，又适合畜牧业。汉族以农业生产为主，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双方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经济上的互补性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汉代冶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铁器农具广泛推广，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贸易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交流，既满足了生活需求，又增进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为民族交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与情感纽带。

鄂尔多斯汉代壁画以生动的图像遗存，全景式记录了汉代该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是汉代边疆民族关系的缩影，折射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融合特质，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孕育，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也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多民族共同发展提供了启示。